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经济关系

      抗战时期，中日双方在经济战场上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日本处在进攻的地位，其意图是摧毁中国的抗战经济体系，使中国无力继续抗战，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国民政府则处于应战的地位，采取措施反击日本的经济侵略，以保持抗战的经济力量。中日经济战是一种敌对的双边的互动的经济活动，它包括物资战和货币战两个方面。本文拟对此做一些分析。

      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经济关系，以太平洋战争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太平洋战争前，在物资战方面，以1940年6月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为日本对中国大后方的走私倾销及物资诱购期，后一个时期是日本的出口封锁与入口诱购并行期；在货币战方面，日本在这一阶段的手法是诱使法币从大后方流入沦陷区，再用收集到的法币到上海的外汇市场上套取法币外汇基金；就物资战与货币战的关系来看，物资战是围绕货币战进行的。

      在战争前期，日本对大后方经济战的切入点是从货币战入手，“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外汇，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①。

      要套取法币外汇，首先要获取法币。日本在沦陷区获取法币的方法主要有以下6种：一、直接以伪币向各钱庄兑换法币；二、以伪币收买沦陷区的物资，运到上海售成法币；三、以关税中的法币收入存入伪银行，付出时则改用伪币；四、以伪币换成军用票，再以军票兑换法币；五、统制沦陷区输出贸易，集中输出外汇，以减少中国的外汇头寸；六、订立领券办法，通令华商银行及钱庄以法币和外汇作抵押，向伪银行领取伪钞。②在这几种方法中，以关税收入获得法币为最多，总计1937年7月至1940年底，日本共劫取中国关税收入近10.07亿元。③其它几种办法则所得有限，到1938年底，日本在华北仅收兑法币2 000余万元(在华北流通的中、交法币有2.7亿元)。④在华中，由于法币的地位根深蒂固，日伪只能宣布伪“华兴券”、“中储券”与法币联系等价行使，一时还无法完全禁止法币在华中的流通。

      除以上办法外，日本还向大后方大举走私日货。同时，还不断强化对中国沿海的封锁。日本封锁与走私双管齐下的政策，表面上看好像有所矛盾，实际上却起着互补的作用。封锁的主要目的是禁止军用品和一些发展经济的生产工具的内运，而走私的货物，则只限于一些与军事无关与发展生产无关的东西。走私具有多重的目的，最主要的，第一，以日货吸取大量法币，再用法币到上海的金融市场上套取中国法币外汇基金；第二，以日货换取战地输出品，如茶、丝、棉花、猪鬃、植物油及牛羊皮等，以增强其外汇储备；第三，抢购它所缺乏的某些物资，如钨砂、棉花及粮食等。⑤

      1940年6月以后，日本将沿海封锁推进到内陆、前线。1941年7月26日，美英封存中日资金(中国资金的解禁权被授予中国国民政府)，日本借走私货物取得法币再套购法币外汇基金已不能得逞，于是它更加强化对大后方的封锁，封闭了由东南地区向大后方输送物资的14处口岸。⑥

      在经济上，日本开始实行出口封锁与入口诱购并重的政策。1940年8月，日军大本营向侵华日军下达“新形势下的基本任务”，提出：“鉴于重庆物质方面的战力下降，应重视对敌封锁，同时大力获取敌方之重要物资。”⑦1941年1月，日本制定《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领》，规定日军生活必需品等，要全部在中国沦陷区取得。对沦陷区内不足的必需物资，则“用各种方法由非占领区取得”，而且规定，“即使为了从非占领区取得物资，为了交换而需流出物资时，也应严格选择(流出物资的种类)，不使重庆方面因此增强抗战力量”。⑧

      据估计，1938-1941年大后方走私入口值分别为1.3亿、4亿、18.8亿、8.5亿元，由于同时日本又在诱购大后方物资(大后方走私输出与输入的比例为3∶2)，故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净诱购大后方法币10.9亿元。⑨这些法币连同其他法币涌入上海外汇市场套汇，给外汇基金造成巨大压力。

      面对日本的经济攻势，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的反击措施，在物资战方面，以1940年7月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执行的是对沦陷区经济绝交的政策，在后一阶段，经济绝交政策逐渐松动，开始允许自沦陷区输入生活必需品；在货币战方面，国民政府严禁法币从大后方流入沦陷区，查禁伪币，统制外汇，以防日本套汇；就物资战与货币战的关系看，国民政府重视货币战的程度要大于物资战。

      在物资战方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物资政策的出发点是增进输出，限制输入，缓解贸易入超对上海法币外汇基金供给外汇的压力。1938年10月，国民政府颁行《查禁敌货条例》和《禁运资敌物品条例》。前者规定对于敌货，一律禁止进口及运销。后者规定，凡国内物品足以增加敌人之实力者，一律禁止运往敌国及其暴力控制的地区。禁运资敌物品的种类，共80余类，归并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供军需制造的物资，如煤炭、矿产等；一类是可资输出换取外汇的物资，例如桐油、皮革、豆类等。⑩这两个法令的颁布，标志大后方与沦陷区日伪经济绝交政策的正式确立。

      但是，大后方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限制输入的政策越来越不合时宜。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对与沦陷区经济绝交的政策加以松动。1940年8月，行政院颁行《进出口物品禁运准运项目及办法清表》，在进口方面，对于粮食、花纱布、五金、机器、交通器材、通信器材、水泥、汽油柴油植物油、医药、化学原料、农业除虫药剂、食盐、酒精、麻袋、电工器材以及教育文化必需品等“不问来自何国及来自国内何地，一律准予进口”(11)。此法令的颁布，标志着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了从沦陷区输入必需品的合法性，所谓“国内何地”自包括沦陷区在内。这也标志着，物资战的重要性渐大于货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