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11-0062-09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国民政府不得不对此前的外交路线进行调整，并制定新的外交战略，一是逐步改变对苏态度，谋求中苏外交的改善，在此过程中，国家利益需要与苏接近，中苏间的现实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分歧又使国民党人疑虑重重，举棋不定，到日本大举进攻，急需苏联军援时，态度才日趋积极；二是在得不到英美法等西方大国的实质性援助时，积极争取德国援助，使德国在30年代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外部助力之一，德国军事顾问、德国军火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整顿和发展，对国民党的“剿共”与准备对日作战，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对苏关系不同的是，在意识形态上，国民党人与德国不仅没有冲突，反而一度有意地向其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接近，如果德国能成为国民党人可靠的盟友，如果不是紧迫的国家利益驱使，国民党人与苏接近的动力就不足。然而，纳粹上台之后，德国与日本在战略上日益接近，对日外交日益置于优于对华外交的地位，并最终弃置中德友谊于不顾。在此过程中，是否要承认1932年非法成立的伪满洲国，成为考验德国对华态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国民政府为对付日本日益严重的威胁，将德、苏作为可以争取的重要两极，联德？还是联苏？外交重心应置于何方？德国对伪满从只开展商贸关系、不承认有政治涵义到最终承认的过程，也就是国民政府从对德优先到被迫抛弃幻想，改为英美法苏优先、在抗战初期实际上是苏联优先的外交路线。这也是在现实逼迫面前一种略显无奈的选择。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关系，已有一些颇有分量的论著发表①，但对于国民政府如何应对这一时期中德关系的变化，在对德、对苏外交中左顾右盼、彼消此长的动态决策过程，似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一 国民政府对德“满”关系的关注 自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就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此十分关切，并相应做了一些工作。德国作为中国外交的重心之一，自然也是重要争取对象，因此，德国对伪满的态度及与伪满关系的动态，一直受到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德外交机构等有关部门的关注，并及时向蒋介石报告。 1933年6月，国民政府得知，6月21日，前德国驻哈尔滨领事(将出任驻香港领事)格波利到哈尔滨，对《哈尔滨时报》记者发表谈话称，德国方面对于满洲“新国家极为注意”，并愿意发展相互间的商务关系[1](p139～140)。1934年1月27日，驻德公使刘崇杰报告，德国在满洲的贸易出超严重，满洲所需生产机械的进口均为日本把持，故有一贯亲日的德人公开表示，纵使承认伪满政府，亦难取得商业利益，且徒增中国人的敌视。德外交部也收到上海德国商会及各大公司警告承认伪国的函电甚多。建议政府下一步加强反对承认伪满的舆论宣传，并要求多寄宣传资料到中国驻德使馆，以便运用。 稍后，有消息称，德国驻哈尔滨领事向德驻日大使提议，认为德、满经济联系密切，应首先承认满州为独立国。德驻日大使乃特派一商务官到满视察，以便报告德政府。得此消息的贺耀祖将此密函外交部并急报蒋介石。在接获外交部的指示后，1934年2月22日，刘崇杰复电外交部，称已有所闻，“某德人密告谓，希特勒不甚明了远东情形，最好由杰乘机向其说明”。“杰今早谒见希氏，详告中德友谊利害及东省情形，彼注意发问颇多”。午后希特勒又派参事回访，“声明英报载驻日德武官曾持希氏亲笔书与满洲接洽，全属子虚云云”。刘崇杰建议，最好能引致国内舆论界的注意，使馆方面好借此作进一步的交涉。[1](p142)这是一种外交与舆论相互配合的思路。2月26日，受德国外长牛赖特委托，德总理府经济顾问、负责对华贸易的合步楼公司董事凯普勒(Keppler)面见希特勒打探其对承认伪满问题的态度，希特勒答称这“根本就不是个火烧眉毛的问题”，意即根本还没到在中日之间明确选择日本的时机[2](p47)。也就在同一天，刘崇杰又书面照会德国外交部，称已接到有关德“满”进行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的报告，德国承认所谓“满洲国”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这些报告对中国政府产生了极为不好的影响，国内普遍反映极坏。刘表示“相信德国政府不会抛却以往对华友好的立场”，希望德国方面重申这一立场。有了前述希特勒的那番表态，德国外交部在3月3日很爽快地复照中方，称德方不承认伪满的立场并无任何改变。[3](p159) 这从德国外交部对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Dirksen)一些亲日建议的答复也可看出。狄克森在许多致德国外交部的建议中请求承认“满洲国”，或一个“近似的”承认，这个请求没有被接受。1934年4月5日，狄克森又在电报中称在中国建设一个飞机制造厂的计划是对德日关系的“无可再弥补的打击”，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麦叶(Meyer)借此机会致函狄克森，说明德国外交部的东亚基本政策是，虽然修好对日关系被寄予最大关注，但对日关系受限于德国对其他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关系。中国有考虑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日本没有从自己的角度看待一切措施的特权。德国外交部的确定政策是：1.经济上，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对德国意义重大，日本即使将来也无法等量齐观。2.军事顾问问题上，日本对此早已了解所有细节，所以并不蕴含任何纠纷危险。3.关于建造飞机制造厂，在此也不用担心会对德日关系产生严重的反作用。[4](p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