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是1936年中共北方局设在东北军中的秘密组织机构。它在东北军中进行联共抗日宣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实现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军事大联合，促进了西安事变的爆发。由于“东工委”存在的时间较短(1936-1938年春)，又一直与上级党组织实行单线联系，留下的史料有限。另外，当事人的口碑资料又众说纷纭，所以一些问题在史学界一直十分模糊。笔者通过几年来对“东工委”一些疑惑问题的研究、考辨、分析，以求教于史学界同行。 一 最初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的组成问题 “东工委”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呢？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首先面对的是处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开展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共同抗日。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一些东北籍共产党人以不同的社会关系、从各地前往西安开展救亡活动，争取东北军走到抗日战线中来。其中，共产党员刘澜波从九一八事变后就投身东北军中，以东北军高级将领黄显声秘书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统战工作。经黄显声推荐，他于1936年初到达西安，任“西北剿匪总部”第四处第一科科长，更加深入地做中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共产党员孙达生受上海党组织派遣于1935年11月到达西安，由于持有张学良重要幕僚杜重远的亲笔信，得到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任，在六十七军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共产党员苗浡然于1935年底到达西安，因与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孙铭九为同乡好友，遂结识了张学良身边的很多人员，积极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此外，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东北大学学生宋黎及受南汉宸①委派的栗又文等人也来到西安，他们及时取得联络，沟通思想，研究与探讨如何开展党的工作问题。刘澜波认为，东北军早期的党组织大多已遭破坏，存在的个别党组织比较分散，不能担负起统一领导的重任，于是提出建立东北军内统一党的领导机构的设想。在与党内一些同志商议后，他亲赴天津向中共北方局领导做了汇报。1936年6月②，在北方局的支持下，“东工委”在西安正式成立，刘澜波为书记，苗浡然、孙达生为委员。 关于“东工委”最初的委员问题，一般说法都是依据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写的《中共东北军党史丛书》中的表述，认为“北方局指定刘澜波、苗浡然、宋黎三人为委员，刘澜波任书记，苗浡然为组织部长，宋黎为宣传部长”。③不过，笔者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刘澜波1936年写给中央的报告，却发现他是这样表述的：“工作委员会由M、S和我已经建立起来。兵委因为干部的缺乏，到现在还未能健全起来。群众的党团由S、宋、张负责。”④笔者推断，M是苗浡然，S是孙达生，宋即宋黎，张即张坦之。⑤苗浡然已被确定为“东工委”成员，这样，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宋黎与孙达生身上。 孙达生在《艳晚事件⑥的真象》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我搬来后⑦，澜波又找来苗浡然同志，我们三人利用横的关系建立一个临时工作机关，称‘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约定取得党中央的领导关系后，再改组成正式的党委。”⑧台湾《张学良评传》的作者司马桑敦认为，“刘澜波负责的中共军委组织里，另有组织部长孙广德(孙达生)和宣传部长苗勃(浡)然”⑨，其依据是项乃光⑩的口述。另外，刘向三(11)在接受高崇民(12)之子高存信采访时说：“1936年3月，我去王以哲军部，5月左右去西安，当时东北军与西北军中没有党组织，宋黎开始不是东工委的，他和马绍周住在一个小店，有个油印机印点宣传品，东工委开始就有刘澜波和孙达生。”(13)这些都与刘澜波所说的内容吻合，故可推断，最初的“东工委”委员是刘澜波、苗浡然与孙达生。 那么，宋黎是何时增补为“东工委”委员的呢？ 司马桑敦在《张学良评传》中提到，“当年(1936年)九十月间，东北军委经过了一番改组，原任组织部长孙广德，因为陕北方面怀疑他在上海市委工作时，向国民党投降过，乃调他回陕北，改由苗勃(浡)然任组织部长，宋梨(黎)任宣传部长”。(14)他依据的还是项乃光的回忆，认为是在九十月间增补宋黎为“东工委”委员的。但实际上，孙达生是11月13日去陕北(15)的，所以按照此说，宋黎是11月中旬增补的。显然此说在时间上不甚准确。 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朱理治(16)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刘澜波出狱后，“听刘澜波说，东工委除他外，委员还有孙达生、苗勃(浡)然、宋黎”。(17)刘澜波出狱时间为1936年9月中旬，从朱理治的回忆可推断，宋黎是9月中旬前出任“东工委”委员的。朱理治在1936年10月13日写给中央的信件中还叙述道，“这里的领导机关极努力，但工作尚缺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推动。刘、宋二人因现在所处的环境，适宜于做公开的抗日活动，决定把他二人造就成抗日的群众领袖，党的秘密工作由苗及孙(孙达生)或另一人参加，同时把各小组形成起来，严密分工”(18)，这，也说明宋黎当时是“东工委”委员。笔者仔细查阅了刘澜波1936年8月15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他没有明确指出宋黎是“东工委”委员，只是提到由宋负责一些群众的党团工作。笔者分析，这可能是刘澜波在积极培养他，有意吸收其为“东工委”委员。1936年9月左右，当东北军学兵队、抗日同志会相继建立起来时，刘澜波才委派宋黎正式以“东工委”委员的名义担负一些党的工作。因为反映此方面材料甚少，笔者只能从上述回忆中初步得出结论：宋黎应该是8月末之前(即“艳晚事件”前)增补为“东工委”委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