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08)06-0001-10 国学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兴起的学术思潮，它在偏僻的西南一隅的四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由于特殊的历史与自然条件，国学运动的中心向西南转移，愈益突出了四川在国学史上的意义。因此在近十余年来国学热潮再度在中国学术界兴起时，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是不可能避开四川国学运动的。1903年冬邓实等于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以“保存国粹”为宗旨。1905年国学保存会主办的《国粹学报》刊行，主要撰稿人有邓实、黄节、刘师培、马叙伦、章太炎、王闿运、廖平、郑孝胥、王国维等五十余人。1906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1910年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于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这预示着国学思潮将对中国学术界发生巨大的影响。1911年四川涌起保路风潮，它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导。民国元年，即1912年元月四川又在学术上得风气之先，首创了国学院，开启了四川的国学运动。这一时期的国学家们都属于民族文化保守者，他们实际上以儒学为国粹，力图固守传统文化以抵制西学的东渐与新学的发展。1923年1月胡适发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号召整理国故，再造中华文明，重新阐释了国学的含义，提倡以科学方法研究国学；这标志新的国学思潮的出现。此后1926年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刊行，在学术界出现了古史辨学派；1928年傅斯年领导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又在学术界兴起了历史语言学派。这两个学派都是在新的国学观念下采用科学考证方法研究国学的，使国学运动得以脱离国粹的羁绊而获得健康的发展。新的国学观念与方法在四川的影响甚微，而且还遭到批评与抵制。抗日战争的爆发，随着政治文化中心向西南转移，国学运动在此时期竟存在与发展了；这给四川注入新的活力，使它成为国学运动的中心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四川的国学具有首创性和丰富性。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见到国学观念的演变，科学考证方法的改进，学术与时代精神和民族命运的深层联系；这必然会引起我们对当前国学热潮进行冷静的历史反思。 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于1911年10月建立军政府，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尹昌衡任四川都督，将原四川枢密院改为国学院，其宗旨是“研究国学，发扬国粹，沟通今古，切于实用”。国学院由吴之英为院正，刘师培为院副，院员有楼黎然、曾学传、廖平、曾瀛、李尧勋、杨赞襄和释圆乘。国学院的任务是：一、编辑杂志；二、审定乡土志；三、搜访乡贤遗书；四、续修通志；五、编纂本省光复史；六、校订重要书籍；七、设立国学学校。1912年秋成都外南的存古学堂改附于国学院而为国学馆①，原存古学堂监督谢无量与刘师培同为国学院正，增聘廖平主讲经学。原存古学堂学生一百人转入国学馆学习，并招收新生五十余人。1914年春国学馆改为国学学校，由四川民政公署照会廖平任校长。1918年国学学校遵教育部之规定改为四川省立国学专门学校，廖平继任校长；1923年由骆成骧接任校长；1926年蔡锡保任校长。1928年秋，国学专门学校并入四川大学，改为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在四川国学馆及国学学校任课的教师先后尚有黄镕、戴孟恂、陈文垣、宋育仁、龚镜清、辜予渠、陶鼎金、易铭生、邓宜贤、尹端、盛世英、龚道耕、徐炯、饶焱之、曾海敖、谭焯、余舒、萧仲仑、朱青长、龚圣予等。国学院于1912年创办《四川国学杂志》，每月一期，发行十二期，自1914年改名为《国学荟编》，仍每月一期，至1919年共发行六十三期②。此刊以“发挥精深国粹，考征文献”为宗旨，所设栏目有通论、经术、理学、子评、史学、政鉴、校录、技术、文苑、杂论、蜀略。《四川国学杂志》主要撰稿人有刘师培、廖平、曾学传、吴之英、谢无量、曾瀛、杨赞襄、李尧勋等；所发表的文章以经学、诸子学和史学为主，如刘师培的《春秋繁露爵国篇校补》、《春秋左氏传古例考序略》、《白虎通义源流考》、《周官师说考》、《白虎通义定本并序》，廖平的《周礼凡例》、《庄子经说叙意》、《天人论》、《经学四变记》、《论诗序》、《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治学大纲》，李尧勋的《中国文字问题》，谢无量的《蜀学原始论》，曾学传的《宋儒学案约编叙目并论》，曾瀛的《渡泸考》、《华阳国志证误》等。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学生会还主编《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学生会季刊》于1927年刊行，因次年学校并入四川大学，故此刊仅出版一期，其性质为学生自办的国学杂志，要目有蒋维馨的《国学之真价值》、刘华甫的《文学的工具》、郭荣辉的《管子的经济论》、董惠民的《六经史略》、陈俊民的《我对于楚辞的见解》。 宋育仁曾于1916年受聘为四川国学院主讲，并于1917年暂时任国学学校校长。1922年至1924年他主编《国学月刊》共二十七期，在成都出版发行。宋育仁属于维新主义者，在《国学月刊》第一期《绪言》里表示：“本报抱定宗旨，述先圣先师之言，非从己出。”此刊主要是发表时事评论，宣传维新，学术价值不高，在四川国学运动中并无多大影响。 我们追溯四川国学的历史是不应忽略成都尚友书塾的。刘咸炘承传祖父槐轩先生刘沅之学，发愤著述，1918年为刘氏尚友书塾塾师。尚友书塾不同于旧式私塾，是“专究国学”的国学学校，并于1925年创办了《尚友书塾季报》。学报的宗旨是：“仿书院总集学校杂志之例，以发表一堂师弟研究之所得，期与当代学者共商榷之。凡所研究，不分东、西、新、旧，止问是非。”这是四川早期国学杂志之一，它为年刊，共出版了八辑，1932年刘咸炘去世后停刊。在《尚友书塾季报》里，刘咸炘发表的论文有《学纲》、《太史公书知意总论》、《旧书别录》、《认经论》、《全真教论》、《外书四篇》、《重修宋史述意》；此外尚有李克齐《西汉郡国令长考》、张昌荣《汉以上方物考》、韦绾青《孔子删诗驳议》、张勋初《尔雅作者考》、李光志《伊尹事辨》、熊光周《叔孙通制礼考》、杨致远《汉郡都尉驻地考》、刘开柳《两汉官吏生计考》等。书塾在刘咸炘去世后继续由刘氏家族维持下去，直至1949年停办。 四川国学的兴起与发展显然是走着国粹主义道路的。清末一批民族文化保守主义者深感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并出于对新学的抵制，力图保卫传统文化的菁华——国粹而掀起国学运动的。他们理解的国粹主要是儒家的政治伦理，提倡发扬国粹以期改良世道民心，因而赋予国学以重大的社会使命。四川国学亦是“发扬国粹为宗旨”的。在《四川国学杂志义例》里，曾学传指出由于西方文化流播中土，“致人心郁
，塞源趋流，忘耻逐利，饰伪乱真以相欺诈，破坏规矩以为文明，如横流决堤，不可收拾，岂非国学不明之故欤”？因此以为发扬“我固有国粹”，“垂情国学”，是“深探致治之本”，达到“庶几匡时”之目的[1]。四川早期国学家们虽然皆是国粹主义者，但他们对国学的理解、学术的成就与意义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最有影响的三家——廖平、刘师培和刘咸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