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反冒进”与党内反“右派” 1958年的“大跃进”，是以反“反冒进”开路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是两条路线。前者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后者是非马克思主义路线。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按照斯大林的逻辑，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离资产阶级右派只有50米远了。如果说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只是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那么省一级领导人被打成“右派”的，却不在少数。 综观当年各省委揭发批判的省级领导人，除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古大存，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冯白驹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被扣上“地方主义”帽子，这时又被定为“右派”、“反党”以外，绝大多数是1955年夏农业合作化“反右倾”中持不同意见者，少数是1958年“大跃进”发动起来以后一些坚持不随风起舞的人。中共浙江省委反对沙文汉（省委常委、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斗争开展得最早，开了中共党内把省级领导人打成“右派分子”的先河。紧随其后的是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如，副省长袁子扬；辽宁省委书记王铮，省委书记兼省长杜者蘅，省委书记、副省长李涛等。他们均被扣上了“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的帽子，被开除出党。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多次谈到，要准备有人“秋后算账”。在1958年4月初的汉口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了“观潮派”、“算账派”问题。他说，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么大，如果不丰收，群众情绪受挫折，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一些干部、民主人士、党内有右倾情绪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出来说话。“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各省要向地、县讲清楚，要有精神准备。他还说，中庸之道，实际上是落后论，四平八稳，成为一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实际为右倾。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对于“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使他无法稳。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稳健派”、“观潮派”、“等潮派”。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出来讲话的——“看你们跃吧”，“老子讲过，现在如何呢”！“冒进”是稳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准备这一着。 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的同时，抛出“观潮派”、“算账派”两顶帽子，就使党内所有的人在日后无法提出异议；在把“反冒进”与所谓“资产阶级右派”连在一起之后，又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还将反复，更预示着把党内的不同意见直接与阶级斗争挂上了钩。 “三面红旗”受挫与庐山“反右倾” 1958年“大跃进”最主要的标志，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践的结果是： 在公布完成的1108万吨钢中，被称为“洋钢”的合格好钢只有800万吨；在1369万吨生铁中，被称为“洋铁”的合格生铁只有953万吨，其余308万吨土钢和416万吨土铁，均为不合格产品，有些完全是废钢、废铁。据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炼铁的亏损达50亿元，国家花费了大量补贴。森林资源的破坏更是惊人。大搞群众运动，号召破除迷信，否定遵守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单纯追求产量，盲目拼设备，管理陷于混乱，导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被白白浪费，不少设备因超负荷带病运转遭到损坏。工程质量事故的数量、伤亡的人数比历年大增。 为保证实现钢产量翻番指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增加了，与钢铁工业有关的煤、电、运输等部门的建设项目同样增加，拉长了1958年的基本建设战线，导致工业内部与工交之间比例失调。全民大办工业，使全国职工总人数由1957年底的2451万人猛增到4352万人，超过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负担能力，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和商品粮销量，扩大了社会购买力，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一开始就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由高指标、“放卫星”引发的“浮夸风”，以及相伴而来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共生。加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了农村大量青壮劳力，当年秋收季节，为完成钢铁翻番任务，约有9000万人上山采矿炼铁，致使不少庄稼无人收割，不少地区的粮食、棉花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保守统计，1958年农作物估计有10％未收回。大办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又浪费了大量粮食，以致1958年冬到1959年春有的地方就开始出现断粮。因农业“放卫星”，连续疲劳作战，加之营养不良，不少地区出现浮肿病，四川、山东、河南、甘肃等省出现非正常死亡。 毛泽东早在1958年11月就发现了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抢先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并在河南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开始压缩空气。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是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条必须肯定，不能动摇；问题虽然不少，但也只是一、二、三个指头而已；现在的问题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鼓起劲来，继续“跃进”。这就是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本意和对形势估计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