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作为一门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而相对独立的新兴分支学科，起步较晚。事实上，具有严格意义的历史学范畴的“国史”学科建设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真正发轫并逐步形成体系和规模的。经过前人时贤近30年的不断努力，学界对其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本规范和体系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学术共识。在“国史”学科建设逐步正规化的过程中，其教材建设工作也逐步迈开了艰难的发展步伐。但是，关于“国史”教材编纂的阶段性特征、关于当前其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关于当前“国史”教材的编纂工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关于在今后的教材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历史与逻辑、学术性与政治性的辩证统一、如何把握好“国史”的主体、主线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上，学界仍没有进行很好的系统梳理，也缺乏较为深入的考察论证。鉴于此，本文拟对“国史”教材建设的这些诸多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和分析，以供方家批评和指正。 一、“国史”教材建设工作的回顾 “国史”的教材建设工作是随着“国史”的学科建设的起步而起步的，并伴随着其从“有史无学”、“有史无科”到“有史有学”、“有学有科”的转变过程的日趋深入而获得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根据“国史”教材这50多年的不平凡的发展轨迹和其内在的特征变化，笔者将其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年—1978年）是“国史”教材建设工作的起步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史”学科的起步，“国史”的教材建设工作也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经过近30年的曲折发展初具规模，形成了第一批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国史”教材或专著，例如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就是该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该教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史”的主体和截止到当时的“国史”的全貌，尤其是编者将第一章直接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这样既准确又简明，客观地反映了“国史”的逻辑起点。 但是，在“国史”教材建设的第一个阶段，由于“当代人不治当代史”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国史”并没有真正进入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领域，而是覆盖在“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逻辑框架内被粗线条地梳理着、阐释着，这种“有史无学”的尴尬境地使得其教材的编纂工作也一直带有较为浓厚的“中国革命史”色彩和“中共党史”痕迹，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例如在史料上基本上局限于“党的决议、毛主席著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在内容上歌功颂德多，主观论断多；在语言上多行“英明”、“伟大”、“光辉”之词，还不是严谨的学术性话语。 第二个阶段（1978年至今）是“国史”教材建设工作的深入发展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学术环境的宽松和学术氛围的活跃，“国史”学科的独立化、科学化步伐在加快，“国史”的教材编写和出版也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比较高的学术水准和社会影响力的“通史”类的“国史”教材。例如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2005年第2版）、何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档案出版社，1989年初版，1995年增订本）、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版，2003年第2版）、陈明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启华等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1999年第2版）、杨先材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些。 这些已经出版的“国史”教材作为“国史”领域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新成果的直接反映和体现，在内容上彰显了“通史”风貌，比较客观地“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历史进程；在叙述上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谈成就，认认真真讲挫折，着力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历史规律的探求；在论证上不断引用新的史料，大大增强了“国史”教材的历史感、厚重感和“信史度”。以1957年反右派运动为例，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对反右派运动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字里行间充斥着大量的宣传说教和政治批判。而在杨先材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作者对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分析则冷静得多，以大量的史料为根基对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详细地论述了反右派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历史过程，客观地分析了反右派运动前后的转变及其严重扩大化和由此带来的惨痛教训。行文中肯，论证严谨，评价适当，令人信服。 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就目前所见到的“国史”教材而言，具有比较高学术水准和鲜明学术特色、学术风格的教材并不多。不少教材在基本的体例设计、史料运用、观点提炼甚至话语的表述方面存在雷同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教材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话语系统，与“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的政治规范和政治话语系统混为一谈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教材将“国史”研究与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混为一谈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教材编写拒绝反映已经在当代中国学界形成基本共识的“世界史观”、“现代化史观”和问题意识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教材内容的“陈旧性”不仅反映在没有充分吸收当代中国学界关于“国史”研究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而且反映在没有充分利用当代中国学界关于“国史”研究的各种新史料。一些教材甚至出现了基本史实错误这样低级的“硬伤”和“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