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671—6477（2008）05—0668—04 2001年，有关部门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原北京大学红楼的东面，即皇城根遗址公园建立了一座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2006年9月14日，《北京日报》发表陈铁健《请还陈独秀“总司令”一个应有的位置》的文章，认为这个雕塑把那时作为“学生”的毛泽东头像及毛泽东1925年所写《沁园春·长沙》词稿突出居中，却没有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的头像，这是歪曲历史事实的做法。2007年5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雕塑设计者写的《质疑（请还陈总司令一个应有的位置)》的文章，说雕塑上面是有陈独秀的像的，即使这件雕塑上真的没有陈独秀的图像，就那么严重吗？并盼望陈铁健“能知错就改，因为还原历史真相乃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此之后，很多人又对这篇《质疑》文章提出了质疑，有的认为设计者所说的左下方的图像根本看不清楚，有的认为那个图像根本不是陈独秀。我认为设计者的质问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如设计者所说左下角那个图像是陈独秀，但把他放到那么一个不突出的位置，就是不妥当的。如果真的没有陈独秀，当然就更“严重”了，因为作为一个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却没有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头像，难道还不“严重”吗？ 对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领导者，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李大钊，有的认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有的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的认为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但毛泽东在1942年、1945年，曾先后两次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942年3月30日，他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403 1945年4月2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又说，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1]2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53年5月毛泽东视察安庆时还称赞过陈独秀，说他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2]。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充分肯定的。 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讲话，所说的时限是不同的。第一次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具体指的是五四运动。第二次讲话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则不仅是指五四运动本身，还把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包括进去了，即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个时期的总司令，时限比第一次讲话更宽，评价也比第一次讲话更高。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把陈独秀誉为五四运动以至整个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呢？就五四运动本身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其发刊词《敬告青年》，是一篇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战斗檄文中，陈独秀竖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78 所谓科学，就是要崇尚理性，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反对迷信和愚昧；所谓人权就是民主，要提倡个性的解放，摒弃“忠孝节义”的吃人礼教，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专制统治，实现政治、经济、宗教和妇女的解放。他说为了国家之振兴，社会之进步，必须造就一代“新鲜活泼之青年”，即“新青年”，这种新青年有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evc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3]317-318。这些思想，真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于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迅速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由此引发了一场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使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青年学生解除了思想的禁锢，来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成果。 其次，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培育出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由于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在当时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所以很快吸引了全国一大批先进的青年。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楷模”，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4]30。周士钊在回忆中也说：毛泽东是当时最热爱《新青年》的读者之一，“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他完全同意《新青年》的论点”[5]，并于1918年4月酝酿成立了“新民学会”。像毛泽东这样在《新青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先进的青年人，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大批。他们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成立的社团和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例如北大学生许德珩等成立了国民社，创办了《国民》杂志；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创办了《觉悟》杂志，等等。这批先进青年以及社团、报刊，在各地的五四运动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领导和带动，五四运动是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