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9)02-0114 “打通”和“分界”，是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自然是接纳了台湾、香港文学在内的。笔者几年前做“战时中国文学研究”[1]课题，将中国大陆沦陷区文学、战时台湾文学、太平洋战争后的香港文学作为“日占区文学”考察，将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包括1941年前直接呼应于国统区局势的香港文学）、日占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共同放在世界战争文化的格局中来审视，这样一种研究视野使自己在对战时中国文学研究上获益匪浅。以往，“中国当代文学”的形成以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分界都仅仅是着眼于中国大陆文学的，若将台湾、香港文学一起纳入战后中国文学的历史视野，便可以使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获得新的认识，从而可能引起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打通和分界的新思考。当我们置身于包括台湾、香港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历史格局中探问“当代文学”的生成、追寻现代文学传统的失散时，以往所区分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自然得到了新的贯通和整合。 一 既往的文学史将1945-1949年的文学与抗战时期的文学统称为“40年代文学”，事实上，二次大战格局中的抗日战争和战后背景下的国共战争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战争，抗战8年文学与1945-1949年的文学也就有很大的差异。而后者更多联系着1950年代的文学，甚至在许多方面构成了1950年代文学的先声。二次大战的结束使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空间演变为解放区、国统区和英殖香港地区的格局，到1949年，解放区拓展到整个中国大陆，国统区则转移为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各自开始了其有着内在联系的战后历史进程，形成了中国文学分合有致的多元格局。三地文学所提供的文学范式，既包含民族新文学面临的政治困境、经济转型冲击，也包含面对社会动荡压力作出的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而1945-1949年文学与1950年代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的相通性则呈现出了战后中国文学的历史整体性。这里，我们侧重从战后左翼文学命运的角度作一种历史考察。 二次大战的胜利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出现了强劲的左翼文学。尽管，三地左翼文学的命运迥异：中国大陆的左翼文学日益主导文坛，并以体制化的运作导致共和国文学形态的形成；台湾左翼文学在政治高压下受挫，但其自身的发生沟通了战后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内在联系，并潜在影响了1950年代台湾多种文学思潮的并存；香港左翼文学战后初期一度主导香港文坛，后在港英体制和香港文学本地化进程中，左右翼派别取得了一种互相制约中的平衡。虽如此，三地文学面临的根本性课题有着内在相通性，并极大地影响了1950年代文学的发展。 战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讲话》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被高度确认；二是将文学的大众化、地域性纳入革命化轨道；三是逐步开展并形成文学的大批判和作家的自我改造运动模式。这些内容，在战后初期的香港文坛也被实践得相当充分，并在1949年后由大批左翼文化人士北上重新并入内地，进入体制。跟香港和平环境中的左翼文学运动有所不同，此时期中国内地的左翼文学思潮是在国共战争日趋白炽化环境中的解放区发展的，如果仔细研读当时解放区（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报刊会发现，当时在对《讲话》精神的阐释、文学新范式的建构、作家的创作立场等问题上，开始还有对话性的空间存在，甚至某些方面不乏多元性的理论背景，但战争及其他的力量使其文学实践日益激进，开启了原旨意义上的延安文学理想和激进实践的延安文学理想之间的复杂纠结，伴随左翼文学／延安文学思潮的日益组织化，各文体创作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像小说中乡士叙事的阶级模式、阶级叙事的革命传奇模式、历史叙事的讽刺模式，诗歌中叙事诗的革命史诗模式、抒情诗的阶级颂歌模式，散文中杂文的政论模式、报告文学的新纪实模式，戏剧中话剧的讽刺模式、歌舞剧的民间模式、旧戏曲的新编模式等都有了典型文本，此前学术界所指“中国当代文学”均由此发生并形成。 这一时期，解放区以外的地域空间不断缩小，但各种文学力量对战后中国文学仍有丰富的不同想象，无论是具有连续性刊物，如《希望》、《万象》、《春秋》等，还是战后新创办的刊物，如《文艺复兴》、《华北文艺》、《中国作家》等，都反映出多种文学路向、趋势的选择，尤其对文学一体化模式表现出了普遍的拒抗，其中既包括京派等传统的抵制，也包括通俗文学的自我发展取向。随着大陆战事的变化，这些力量和因素逐步转移流散到了台湾、香港地区。 二 在战后中国文学中，香港文学扮演了一个相当特殊而重要的角色。战后港英体制的恢复，在阶级对峙日趋激烈的中国内地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提供了一种较具包容性的空间。1945年和1949年中国内地的剧烈动荡，使大批左右翼文化人士流入香港，其中相当部分人员自此定居香港，其“中原”心态、过客心理逐渐消弱。正是大批作家南来，内在地沟通了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台湾文学的联系，不同政治势力的对峙构成了此时期香港作家创作的社会大背景，南来作家在身心无依中创作突围既有政治与文学的复杂纠结，又有对香港工商社会人文生态的调适和抗衡。这些都事实上将香港文学和中国内地文学在互为影响渗透中纳入了同一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