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人沈从文？ 沈从文早年写过不少诗作。2002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诗歌卷收录的新诗有60来首，旧体诗词近70首，这些还不包括他从军时期写作的数百首旧体诗①。1931年由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收录沈从文7首诗作，这在选本所列的新月诗人中也位列于前。但沈从文可否被称为诗人，文学史似乎并未给我们明确说法。不过，藉于其小说和散文在语言使用上的简练纯熟和意境营造上的幽深隽永，不少学者都将它们提升到“诗”的高度来言说。夏志清评价沈从文：“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划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②显然是借“诗”与“绘画”等艺术来称道沈从文小说。而对沈氏的《边城》等，评论家更是不约而同选择了以“诗”论“文”的阐释模式。刘西渭指出：“沈从文先生是抒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③汪伟认为：“以文章论，新小说中废名与沈从文二君的最为我喜欢。沈氏文章颇得佛经影响，也有融化唐诗的意境而得到可喜的成功的。”④或许是受这种以“诗”论“文”阐释模式的影响，我们逐步建立起了将沈从文作为诗化小说与诗化散文创作典型的文学理解与记忆。然而，这种阐述模式在加深我们对沈从文小说与散文美好印象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我们对其诗歌文体的直接关注和进入。 其实，在大规模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前，沈从文已创作并发表了不少诗作。自1925年5月9日在《晨报副刊》刊发处女诗作《春月》后，沈从文曾一度进入了诗歌创作的热潮期，仅这一年，他先后登载于《晨报副刊》、《京报·国语周刊》等的诗歌达14首之多。不过，相比在小说和散文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而言，沈从文的诗歌事业似乎较为黯淡，他创作的新诗一直没能给他带来多大的影响和名声。到了1935年，沈从文已凭借《边城》的发表而成为文坛一颗耀眼明星，此时回首自己的诗歌创作，不禁感慨万千，他说：“写诗不是一件容易事，由我只会写点小说的人看来，写一首诗是应当比写一个故事困难许多的。”⑤这句话告诉我们，写诗多年的沈从文，10年来并未完全掌握诗歌创作技巧。或者说，即使是在借助小说而声名大噪于中国文坛时，沈从文对自己的诗歌仍然很不自信。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沈从文生前一直没有将自己的诗歌单独结集出版。他生前出版的小说集和散文集是相当多的，这一方面因为他创作勤奋，写出了许多堪称佳制的小说与散文，另一方面也说明沈从文在这两种文体上的自信以及读者对它们的普遍认可。比较起来，沈从文的诗歌创作尽管起步很早，但数量上远不如小说和散文，加上他对诗歌文体的不太自信，除1926年自费出版的诗文合集《鸭子》收录了《春月》、《我喜欢你》、《残冬》、《薄暮》等四首诗外，就再没有出版过诗歌集子。 一个作家的某类文体太出色，往往会遮蔽人们对他的其他文体的重视，这在文学史上是不鲜见的。冯至以诗名世，其实小说也相当不错；张爱玲小说备受称道，而散文丝毫不下小说。人们习惯记住作家最优秀的那种体裁从而忽视其他，沈从文也不例外。司马长风在论述沈氏散文时说过一段有趣的话：“在中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两章里，沈从文都被当作少数最优秀的作家介绍；笔者曾不断提醒自己是否有偏爱之嫌。在散文这一章里，依原定计划，沈从文和老舍、巴金合成一组，当作次要散文作家来评介，一则因为他们都是小说大家，已经据有辉煌地位，二则除了巴金，沈从文和老舍都是专业小说家，甚少散文创作，没有必要再与散文作家争篇幅。虽然我素知沈从文的散文数量虽少，质量可极高，单是那部《从文自传》就已经灿烂夺目，在30年代足称散文大家。”⑥明知沈从文“在30年代足称散文大家”，却偏要将其放在次要位置，从中我们既能发现不同文学文体历史地位的高下，也能发现同一作家中一种文体对另一文体的压抑乃至遮蔽。作为优秀散文家的沈从文似乎无法与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相提并论，而作为诗人的沈从文则更在二者之下了。这或许也是文学史对沈从文诗歌不曾下有一二评语的要因。 总之，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与作为散文家的沈从文，文学面目基本清晰，而作为诗人的沈从文，至今都还笼在一层朦胧的纱幕之中。我们需要揭开这层面纱，以睹见其诗歌的靓丽风采，建构一个更有立体感的沈从文形象。 二、“情绪的体操” 沈从文曾不无自谦地说过：“我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是的，这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⑦他所说的“体操”一词，不过是强调了文学创作的尝试性、实践性特征而已。我认为，相对于小说和散文的成熟老练、圆润通达而言，沈从文略显稚嫩的诗歌创作似乎更像一种日常的文字操练，这种操练，既是沈从文与当时的创作界直接交流对话的重要方式，也是他培养审美感觉、铺垫表达功底进而登入文学堂奥的关键环节。 沈从文对新诗不乏独到理解。他曾指出：“新诗既毫无拘束，十分自由，一切散文分行写出几乎全可以称为诗，作者鱼龙百状，作品好的好，坏的坏，新诗自然便称为‘天才努力’与‘好事者游戏’共通的尾闾。”⑧明确意识到“目前新诗不妨说还在试验中，可走的路甚多，从各方面皆可努力。”⑨因此，具有自由自在书写品格的新诗正是他操练文字的重要场所，而新诗的不甚成熟和定型也保证了他的文学尝试可以在不同径路上自如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