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5-0091-09 中外文学史表明，真正杰出的作家，无不具有自身独特的人生哲学，而其一生的立身行事、文学创作、审美追求，无不与其服膺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著名作家孙犁，在时代的风雨和自己漫长而又坎坷的一生中，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深邃、结构恢宏而又严谨的“边缘生存”的人生哲学；从这一特定视角，观察和分析孙犁的人生命运和文学成就，容或有助于孙犁研究视野的拓展，并在一些重要问题认识上的深化。同时，可以为当代作家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 孙犁“边缘生存”的人生哲学，有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形成过程，联结着多方面的主客观条件。它由世间的风风雨雨，作家本人的气质、性格、遭际及主体所传承和熔铸的传统思想所孕育。播种、发芽、开花、结果，在孙犁身上的呈现，并非像植物生长那样是一个近乎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充满曲折、潜流、交叉、纠缠而又指向不断充实和坚定、境界提升、放射异彩的过程。这一过程，草蛇灰线，幽暗难明。遭人诟病，受人误解，而心仪者并不多——是孙犁“边缘生存”的人生哲学的历史命运。 孙犁于1913年夏，生于河北安平县一个亦农亦商的富裕家庭。幼时患惊风，至十岁始治愈。他在《生辰自述》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少年时代：“及余稍长，体弱多病，语言短缺，有似怔忡。智不足商，力不足农，进校读书，毕业高中。旧日社会，势力争竞，常患失业，每叹途穷。”①他性喜静，有些孤僻，优柔寡断，“不愿意接触人，不愿意追逐”。②心态内倾，好读书、沉思，而不善实务，因此家里都说他“是个书呆子”，“有点傻”。上初中时，他屡次在校刊发表小说。高中毕业后，曾在北京市政府当雇员，在小学当事务员、教员，并开始了投稿生涯。在混乱、动荡的时世中，他自信：“我的精神支柱是书本”。③应该说，青年孙犁在人生的起始阶段，即以自己不大自觉但却坚韧的探索，与“为子孙置下产业，死而后已”的古老传统——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哲学”——拉开了不小的距离。换言之，青年前期的孙犁，已经隐隐约约、若明若暗地显露了难得的、脱俗的精神性指向。晚年孙犁曾回忆说，他如留在农村，将“不能适应当时旧风俗礼教，必非常痛苦，而不为乡里喜欢”④。联系他在高小、中学读过不少充满人道主义和人性解放精神的“五四”文学作品，在高中认真自修过文艺理论等社会科学，不难看出，青年时代孙犁在人生道路上的精神性指向，正是他初步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启蒙的结果。重要的是，这种在时代风雨和社会实践中得以萌发、生长和坚定的精神性指向，暗中赋予了孙犁日后在人生道路上以超越性的目光和难以磨灭的个体人格的襟怀。 1938年春，经人介绍，孙犁正式参加抗日。最初，有关同志介绍他“做政权工作”，孙犁不愿。他在抗战学院当了教官，讲授《抗战文艺》等课程。其后，又做过编辑和教学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944年，他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工作，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荷花淀》等作品。战争年代，他的思想上不存在工作和地位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但是，从孙犁1949年以前的生平史实看，他确实没有从事党政领导的才干与念头。他曾说自己年青时，“不通世故宦情”。⑤他的级别低（进城后在《天津日报》担任副刊科副科长），从未曾担任过实职；在农村搞运动，他既不担负主持工作之责，在会议上也不大讲话。他所注重和倾心的是：对人的观察和对生活的体验，是适应斗争需要写通讯和文学作品。他是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对革命不存丝毫杂念的。抗战时期担任过孙犁家乡河北安平县县委书记的张根生回忆说：“他一生不愿作官，亦不喜欢多开会。”⑥孙犁对自己的所短，也有自知之明。1975年6月，他在《〈善闇室纪年〉序》一文中写道：“多年从事文字生活，对现实环境，对人事关系，既缺乏应有的知识，更没有应付的能力。”⑦因此，可以说，从抗战初期起孙犁就把自己的工作目标大体定位于文学创作，这是切合于自身情况的，是扬长避短的。倾心相与，他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 然而，社会人生是复杂的。正当孙犁凯歌行进、蜚声文坛之际，“虚名”给他带来了“实祸”。1946年，孙犁的几个短篇小说在张家口广播，在报上转载，《冀中导报》消息称其为“名作家”，致使一些人感到“骇人听闻”。再加上新写的几篇短文写错了新安街道等事，“土改时，联系家庭出身，竟遭批判，定为‘客里空’的典型”，从而“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⑧这件事，给孙犁以“虚名能招实祸”的沉痛教训。从此时起，孙犁就自觉地警惕名利思想对自己的侵蚀。 进城以后，孙犁一直在《天津日报》编文艺副刊。在社会变动中，敏感的孙犁产生了这种思想：“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⑨他惊异于好多人注重原先的谁当了领导。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呈现在作家孙犁面前，他也曾为之讴歌，但后来接二连三发生的“反胡风”、“反右”、“反右倾”等思想批判运动，使为数众多的好人受冤蒙难，却是他万万无法理解的。他对之困惑、恐惧，和很多作家一样，“都成了惊弓之鸟”。生性谨小慎微的他，不得不与文坛拉开距离。进城后他的主要作品是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前者与当时的文学主潮不合拍，后者反映的是抗日战争，而这两部小说仅有“前”或“初”，却没有续作。在极“左”思潮日益强大、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文化秩序下，作家动辄得咎，常常处于下风。“他对几十年来文坛里边的斗争，一次又一次那么斗来斗去，觉得非常可怕！”⑩正是这种恐惧感，导致了孙犁愈益厉害的孤僻和与之联系的内倾心态。对此，著名评论家黄秋耘有十分中肯的分析：“孙犁为什么那么孤僻呢？我觉得，他心里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看看近三四十年吧，文坛里边那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一个一个被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死。像跟他熟识、要好的侯金镜，是被迫害死的，郭小川也是被害死的。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死不了！孙犁自己不是怕死，但他觉得这样死，太不值得！”(11)在这种情势下，孙犁在“文革”前十年的基本状况是“搁笔”。但是，勤奋有加的孙犁不愿离开文化与文学，他在50年代就萌生了“想当一个藏书家”的念头，狂热地搜求、购买文史古籍。作家——藏书家，这是孙犁对自己人生目标的重大调整，是他不得已而采取的在当时社会文化格局中的一种退隐策略，一种自我边缘化的生存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