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祖籍安徽、生于江苏高邮、作品也多以高邮为背景的汪曾祺(1920-1997)，青年时代(1939-1944)就读于抗战时期最高学府“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亲聆梅贻琦、刘文典、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冯友兰、闻一多、金岳霖、吴宓、唐兰等名师教诲①，小说创作更得沈从文悉心指导，和略早成名的穆旦及另外三位（袁可嘉、郑敏、杜运燮）后来所谓“九叶诗人”一样，是“联大”八年在文学创作上结出的硕果。他也是40年代“大后方”最有希望的两个青年小说家之一，另一个是路翎②。当时在重庆，胡风以路翎为骄傲；在昆明，闻一多、沈从文也不吝啬对汪曾祺的夸奖。沈从文向别人推荐汪曾祺时说：“他写得比我好”③。汪曾祺平生事业离不开西南联大：从联大开始创作，晚年“复出”后（上世纪80-90年代）又频频回顾联大。汪氏文学生涯持续五十余年，虽年届六旬才享大名，但他的根一直深植于现代文学传统。中国新文学相对成熟的两段（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叠印于汪曾祺生命中。八九十年代以现代作家身份坚持创作的还有巴金和孙犁。孙犁晚年随笔、《芸斋小说》和巴金《随想录》尽管重要，但只是他们漫长文学生涯一个阶段。像汪曾祺这样成熟于现代文学末期、等了30多年才“复出”、作品百分之九十完成于八九十年代的主要活跃于当代新时期的现代作家，绝无仅有。汪曾祺是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连续性的一个绝好样板。 中学时代，汪曾祺就对沈从文小说一见倾心。在西南联大后，沈从文开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都选了。习作课上他写了最早的小说《悒郁》和《灯下》④。《灯下》记店铺上灯后各色人物，在沈从文指导下几经修改（最后一稿完成于抗战胜利后上海）定名为《异秉》，刊于1948年3月《文学杂志》二卷十期。汪后来不同意夸大沈对他的影响，但始终视沈为文学上的恩师，一生执弟子礼甚恭，80年代后更有多篇文章阐发沈从文小说特色及文学史地位，是那个时期重新肯定沈从文的潮流中最可贵的研究成果之一。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文聚》杂志，在上面发表诗歌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其中有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朱德熙、李荣，著名哲学家王浩，年轻时热衷法国后期象征诗派而晚年主要以翻译名家的王道乾，还有以《未央歌》、《人子》闻名于海外的鹿桥（吴讷孙）等。 1944年，因体育和英语不佳延迟一年毕业的汪曾祺先在昆明北郊联大同学自办的“中国建设中学”执教两年（1945年小说《老鲁》对这所学校有所描写），后辗转到上海，由沈从文托李健吾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中文教师两年（1983年小说《星期天》即回忆这段上海经历）。在昆明和上海，汪曾祺发奋写作，作品频频揭载于战后上海的文学期刊。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但他似乎已经定意要以文墨谋生。 1948年初，汪曾祺到北平游荡半年，暂栖北平历史博物馆。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他立即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打算随军到广州，为下一阶段写作积累素材。不料5月至8月间在武汉被留下参与接管文教单位，9月又派到汉口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 这年4月，巴金在上海经营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同时还有穆旦诗集《旗》）。《邂逅集》收汪曾祺初期作品八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该集遗漏了他漂泊昆明—上海—北京时的不少作品，但尚能反映前期创作特色。结合现代意识流和传统白描手法，用语尖新，颇显雕琢生涩，多以昆明高邮为背景，常用儿童视觉描摹少年朦胧情事，关心底层手艺人和小商贩的悲欢，同故事的意义呈现方式一样，结构也于随意中见匠心。《鸡鸭名家》一篇尤其出色。删除头尾意识流，单看中间写“炕房师傅”余老五炕鸡、炕鸭以及陆长庚（“陆鸭”）帮人唤回失散鸭群两段，跟80年代《异秉》、《鉴赏家》、《故里三陈》、《八千岁》已无甚区别。这篇风神俊逸、生活气息浓郁而时代背景淡化的精致短篇，极写身怀一技的底层手艺人和商贩热爱生活、苦中作乐、忠于职业、超脱利害、用志不分、技进于道、多少有点传奇化的精神风貌，揭示平凡人生的诗意。80年代汪曾祺“复出”后的作品，基本元素此时似乎都已具备。汪曾祺小说特点一开始就很鲜明，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艺术家写艺术家、匠人写匠人、小人物写小人物，作者和人物之间惺惺相惜，灵犀相通。即便放在整个现代文学三十年传统中，《邂逅集》的光芒也难以掩抑。 但天地玄黄的转变关口，现代文学体制迅速瓦解，新的文学共同体尚未建立，这位历史夹缝中的后起之秀并未引起文坛的足够重视。 从《邂逅集》出发，汪曾祺距小说大家似乎只有一步之遥：沈从文三十多岁就进入了创作的全盛期。 但汪氏命途坎坷。1958年夏，因单位右派指标未满，他被“补划”，连降三级，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劳动。1960年10月摘帽，原单位不肯接收，仍留农科所。1961年春被派到内蒙古沽源马铃薯研究站，用半年时间绘成《中国马铃薯图谱》和《中国口蘑图谱》两巨册（均毁于“文革”）。汪父菊生精于绘事，自幼熏染，汪曾祺也常寄意丹青，作文每有画意——汪氏晚年常以无人看出此点为憾，其实这也是现代作家的传统之一，只是当代如此“横通”的作家近乎绝迹，读者也就不甚关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