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题为《发现少年，想像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像》①的论文中，台湾大学的梅家玲教授通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精彩解构，分析了晚清一代中国人的现代性想象：通过将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想象成一个“少年”，将中国与西方两种文明之间的空间关系转换成时间关系，晚清的中国人在线性的“历史”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仅由此舒缓了文明冲突的焦虑，更重要的是，由此逐渐建构出“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想象性关系，现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得以由此确立。 “少年”的宿命，当然是“长大”——“成长”，既然“少年”指的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意义上的少年，“成长”也就不仅仅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长大，它还是指一个历史主体的生长和发育。这个历史主体，在晚清被表述为“民族国家”，在“五四”时期，被表述为“个体”，从后“五四”时代，则被表述为“阶级”或“人民”。这些“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与缠绕，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与知识的复杂面向，也因此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 本文选取《青春之歌》②，一部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作品，来讨论“成长”主题在这一特定时期的演化，并试图由此上溯，从中国现代小说的话语实践，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一 女作家杨沫创作于1958年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时期③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小说出版后多次再版，发行量逾五百万册。小说还曾经被翻译成近二十种语言介绍到国外，最早的日文译本1960年出版，到1965年就印刷了12次，数目达二十万册之多。日本和印尼等国的共产党将这部小说作为党员的教材，许多日本青年在读完这部激动人心的作品后，向日共提出了入党申请。在国内，《青春之歌》的出版更是赢得了自上而下的一片叫好，周恩来、彭真、周扬、茅盾等都在各种场合褒扬这部作品，共青团中央也号召全国的团员青年学习这部作品④。1959年，《青春之歌》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后，更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将《青春之歌》称为“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显然并不过分。 《青春之歌》的成功，首先因为它是一部成功的政治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从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小说力图讲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如同那个时代所有的主流作品一样，《青春之歌》对历史的讲述当然只能是对主流叙述的完全照搬：在列宁和毛泽东那里，知识分子的意义是由于其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也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经济——阶级地位所决定的。由于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同时在出卖劳动力的形式和工作条件上与一般工人、农民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具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双重性。因此，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历一个“再锻炼、再教育和再改造”的过程，通过不断地向无产阶级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阶级属性带来的弱点，才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 《青春之歌》的女主人公林道静，就是这样一个最终被无产阶级拯救的“小知识分子”。林道静的父亲林伯唐是住在“北平城里的大地主”，生母秀妮则是贫农的女儿。下乡收租的林伯唐看上了秀妮，强娶为姨太太。秀妮生下林道静后就被赶出了林家，投河自尽。林道静在屈辱中长大。林道静身上兼有的剥削阶级与劳动者的双重血缘，形象地说明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半人半马的怪物”⑤的阶级特性。双重身份既是林道静成长的依据，也是成长的起点。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林道静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林道静在自己的初恋爱人、“骑士兼诗人”的余永泽影响下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一个坚定的启蒙主义者；第二阶段，林道静通过共产党人卢嘉川的指引，阅读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写成的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开始学会以阶级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第三阶段，共产党员江华引导林道静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在经历了定县农村的生活和监狱斗争之后，林道静终于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入党宣誓是她期盼已久的成人仪式，在引路人、入党介绍人江华面前，林道静宣誓要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给党的事业与共产主义理想。获得了主体性的英雄终于长大成人。《青春之歌》的最后一章描写的是1935年底的学生运动“一二·六大游行”。出现在这一章中的林道静已经不再是那个幼稚的少女，而是一个成熟坚定的共产党人。她成功地负责和组织了北大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队伍的领袖，这位昔日的被引领者率领着北大学生和进步教授组成的队伍，迎着反动统治者的皮鞭、警棍和刺刀，完成着一次势不可挡的伟大的进军。 《青春之歌》1958年初版时，并无林道静在农村生活的七章和“成人”后组织和领导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这个“林道静成长的第三阶段”是小说1960年重版时杨沫根据各方的意见加写的。“文革”后出版的文学史大都视这一改动为败笔，如北大版的《当代文学概观》认为“加写的农村生活的七章是游离于全书之外的，同全书没有多少有机联系，深泽县的生活，对女主人公的生活道路的性格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影响”⑥，《中华文学通史》亦指出“这次增补，非但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在艺术上造成了许多破绽”⑦。对这种批评，杨沫显然不能认同，因为《青春之歌》描写的是通过林道静表现的整体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因此就不能仅仅讲述林道静个人的故事，其艺术的完整性是由“成长小说”这一现代小说形式得以实现的。用杨沫自己的话来说：“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用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有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有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定的基础。”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