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涛：吴亮先生还记得，最早认识的先锋作家是谁吗？ 吴亮：你讲的是中国作家吧……1988年到1989年初，我有一系列文章谈先锋文学，反复强调这个概念，但在这个名号下面，没有指名道姓，谁是谁不是，采取布告式的，或者说宣言式的方式，把这个先锋文学人格化地来鼓吹来倡导。被认为是先锋作家是后来的事，但当时好像不这么提，说是文学探索啦，或者说是一种实验……究竟怎么命名我记不太清楚，比如说我最早评马原的时候…… 刘江涛：在《马原的叙述圈套》之前评过吗？ 吴亮：我想想……这时间我不是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比较频繁地为一些作家鼓吹，通过专栏，一些作家作品评论，或通过一种言论的方式，那在1987年、1988年写得比较多。再往前，1985年到1986年的时候我曾经和程德培在《文汇读书周报》有一个专栏，从1985年的夏天，7月份一直做到了1987年年底，前后两年半。两年半两个人总共写了超过一百篇文章，每周一篇。那时候，这个专栏兼顾了不同的风格，要呈现出当代文学的多样性，要适当考虑平衡。虽没有明显的分工，相对来讲，在语言叙述方面或者在比较传统的作家里面，被德培评论的比较多一点。我评论的作家则比较新潮，当时一般叫新潮小说，但也不是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后来有个纯文学讨论，我记不太清楚它发生在哪个时间，什么叫纯文学我也不太明白。我最早在1986年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过一篇题为《谁是先锋作家》的短文，现在有人在做这个研究，我不知道当年还有谁这么提，我没有功夫做研究去确定这个概念发生的时间。 刘江涛：现在很难说写的第一篇先锋小说评论是哪一篇了？ 吴亮：很难说，对我来说，这个一点都不重要……我觉得我主要还是在写那种布告式的文章，就是宣言。 刘江涛：就是古代那种点评式的？ 吴亮：不是。我什么都写，短评、报纸专栏、作家点评，然后是作家论，或者是一种现象描述或展望，什么都来一点。 刘江涛：大家一提到当时的先锋文学，往往就想到《马原的叙述圈套》，但它可能遮蔽了很多先锋评论，甚至遮蔽了吴亮先生自己其他的先锋评论。能否举几篇评论，可能在80年代很重要，但今天被淡化甚至被遗忘的。 吴亮：从自己的写作记忆来讲，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再让我兴奋，因为我关心的事情太多太杂，那么多年过去了，而且中间隔了一个脑子松懈充满惰性的90年代，对我来说很致命，这十年非常致命。假如你还记得我在网上发的“80年代琐记”，尽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似乎我在故意忘掉一些重大事件，故意说这个才觉得比较有意思。 刘江涛：所以我一开始就问，最早见到马原、余华是什么场景什么场合，比如一起吃饭，书店邂逅，还是会议上？ 吴亮：当时我和程德培在作协理论研究室时，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访，经过上海，或者在上海写作，他们去《收获》多半会顺便到我们办公室来坐一下，同行到作协来办事，肯定都要见见我和德培，聊一聊。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当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刘江涛：别人可能会说起传奇性的一些细节。 吴亮：没有，我不会编故事。 刘江涛：那你最早关注到马原这个人，还是马原的小说？ 吴亮：马原是我的好朋友，问题是后来有不少选本都选了我这篇文章，再谈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好像我在80年代就写了这个文章，那完全是一个错觉。但是我想我这个文章的确比较特别，这可能是很多人选我这篇文章的原因。我把马原作为一个叙事学的典范来谈论，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叙事学方面的理论让我参考，可以说我是没有什么理论凭据地在解释马原。 刘江涛：可不可以这样讲，先锋最大的优势就是叙述，或者说是形式。 吴亮：好像是1993年，大陆作家代表团去台湾，参加《联合报》搞的一个叫“海峡两岸文学”的会议。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第一次国内比较庞大的作家团队到台湾去。带队的是王蒙，王蒙当时已经不做文化部长了，还有刘恒，海外过去的有李陀、黄子平、阿城、刘再复、高行健，上海有李子云、程德培和我。当时我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一篇论文，《回顾先锋文学》。回顾式的，副标题还点明“兼论80年代的写作环境和文革记忆”。这个文章后来《作家》发表了，是1994年、1995年吧，做了一些删节，删得不多，但是比较关键——1989年的一个变化造成的文学后果。 刘江涛：这是1994年的事，那么往前推呢？ 吴亮：在这以前，没有大的文章来谈先锋文学。我只是用理论语言来鼓吹这个先锋文学，就像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叫阵，隐隐中感到先锋文学面临着好多误解与歪曲，面对好多批评，说这类文学脱离人民脱离时代，读者抱怨看不懂，诸如此类。这个你可以翻翻《文学角》的合订本。至于具体作家评论，除了我和程德培那个《文汇读书周报》的专栏“文坛掠影”，我还有一个专栏是在1988年给天津《文学自由谈》写的“微型作家论”，其中有一组写的都是先锋作家，孙甘露、余华、莫言、残雪……当然也写过一些我熟悉的作家，王蒙、张贤亮、刘心武、王安忆等等。 刘江涛：区别于李陀、程永新这些人，我印象中没有一个先锋作家是吴亮先生把他推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