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重大自然灾难、社会问题发生的时期，诗歌作为一种以语言为工具的艺术形式往往会突然从边缘、隐秘的状态中被激发出来，所以，在《诗经》的序言中即有“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汶川大地震初期，“写诗是可耻的”的声音刚一发出，却猛然遭遇无数人急切地拿起笔来（同时断言此时此刻不写诗就不配是诗人），写下了许多所谓充满激情与悲悯的诗。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开辟专门的版块，来刊发关于抗震救灾的诗；众多出版社也一反常态，无视经济效益的核算，以令人瞠目的速度结集发行了抗震诗集（大多声称销售收入用于捐赠），由此引发了社会的似乎广泛的关注，诗人、评论家、理论工作者以及文学领导管理者都介入其中。 中国文学经历了漫长的以文化批评和政治伦理批评为主导的时期，那种忽略文体与作品的艺术规律与特征的做法曾经给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我们如今仍然不能习惯于尊重艺术的客观性、科学性和自身规律，却赋予诗歌在非常时期兼具炮弹或救生铲的使命；在非常时期，如果有人还在斟酌诗歌的形式与审美这种使诗之为诗的基本元素，似乎就理应被质疑、谴责，被斥为大逆不道了？试想，如果诗歌抽空、抹去了皮囊里外的东西，那我们诩之为“诗”的到底是什么？那空前的貌似繁荣的文字其产生的机制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其是否就是本真的诗歌？当代诗人应当何为？ 社会肌体的反应、时空感与诗人身份 媒体是对自然、社会异象反应最为迅速的工具，当大地震发生，山川崩裂、生灵涂炭，媒体和社会肌体需要一种号啕和眼泪来填充浩劫引起的坍塌。悲痛是全民性、全球性的，我们看到，诗人、批评家、作家、文学领导，还包括有一定影响的艺术家或者普通民众都在报刊媒体特辟的版块上挥笔作诗或引吭高歌放声朗诵，在此，是不能单以一般的诗歌这种文体的专业标准来衡量、判断的——也许是因此，平素不以诗歌见长的各色人等也就无所顾忌地亮出自己的分行文字登上网页、版面、屏幕等。事实上，这一时间的诗歌绝大多数是急就章，是悲痛和哭号的原始记录，可谓是一种人性的声援，也是一种格式化话语的复制与放大，有着一定的社会学和政治影响上的意义，甚至有着显然的心理学的意义——鼓励危机个体用语言表达内心的感受，找寻适当的情绪宣泄途径，以减轻焦虑。①但长歌当哭，是在痛定之后。从歌咏和诗本体的角度，这些诗歌的艺术价值显然是不够的，有些就只是分行的人云亦云，与诗歌话语的“生成性”要求相悖。它们多数只是生理与心理的应激反应，阐发的是空间上的悲剧，而没有沉淀出时间上的劫后余生，而诗歌是时间的艺术，是“宁静中回忆出的情感”（华兹华斯语）。当然，这期间对于非专业诗人的情动于衷但形式粗糙的抒情文字也不必苛责——除非是谎言、自欺和矫饰。 诗人的身份首先是一个社会人，是一个公民，这里的诗人如马克思所言“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在重大社会问题面前，诗人应该作为一个正直、有高度责任感的社会人那样拿出自己的行动来，而且这种行动不应该是被动的，或为了从众、献媚或敷衍。那种将诗人的社会身份与作为艺术创作者身份加以混淆的言论是无稽的。捐赠与现场救助是高尚的，但不是衡量写作者作品的价值衡尺，更不能作为写作权利的先决条款来质问写作者。诗人手中的笔更要忠实于内心、忠实于艺术，要有等待、孕育的耐心甚至要有在众声喧哗下沉默的勇气。这种沉默指的是诗的沉默——因为孕育可能是漫长的，也可能是瞬间的奋笔疾书，与早写晚写或不着一字无关，诗人应听从内心召唤与写作的审美律令——作为特殊公民，他只应该在缪斯的启示下义无反顾地发声：号召、呼唤、控诉和慰藉。 宏大叙事、雷同与权威化的抒情 在地震期间大量产生的诗歌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说话者讲述的内容、语气、态度貌似叙事，但都惊人的雷同，素材来自报纸、电视和杂志，将那些“感动”过无数观众、读者的事件、情节、细节用分行文字再复述一遍，而且这种复述也缺乏诗歌语言那种起码的讲究——这一点笔者在以下会仔细例举——如此一来，这样的诗歌叙事与真正的诗歌叙事的要求是有巨大差异的，因为这个叙述者完全湮没了个性、创造性，但我们也不必将此误会为这些诗歌可以归类到纯抒情诗歌中，它们倒是有点符合麦吉尔对“宏大叙事”，即无所不包的叙述的定义：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②后现代主义学者罗斯认为，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的结构。它也必然是一种权力政治结构，一种历史的希望或恐惧的投影，这使得一种可争论的世界观权威化。当汶川地震来袭，已经发展、进步了的社会不再像33年前的唐山大地震那样，而是迅即接受了一种世界普适的应对灾难的人性化举措，并得到了举国高度一致的趋同。但这种对行为的趋同被意识形态化并压迫、渗透诗歌语言后，诗歌的空间也就未必是广阔的了。对诗歌而言，“心声”、“志”、“兴、观、群、怨”却是不可以被“权威化”的——随即一些诗人的地震诗歌被删改、撤版就让一部分人意识到了某些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一些深入了诗歌内部的“宏大叙事”，比如聂鲁达《马克丘·毕克丘之巅》、艾略特《荒原》都气势恢弘，题材重大，但其语言都是纹理细腻，肌质饱满丰盈有质感的，那种蕴含其间的愤怒、讽刺、反省和预言的力量是强大又独特的，也只有如此，才能够赋予语言以魔力，让毁灭与流逝了的一切得到灵魂的复活。可以说，诗歌题材应无大小，多年前，朦胧诗人梁小斌就说过，一块蓝色手帕从阳台上飘下，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关键是应该做到将生存中的语言经验向诗歌中的经验语言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