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底层写作”、“打工文学”、“草根写作”、“地震诗歌”、“灾难文学”这样的文学名词逐渐从社会现实（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关注层面引渡至文学表现的层面而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学话题和批评热点。这些话题及其所引起的争论，确实强化了近十几年来在政治情结淡出、商业大潮渗透之下文学的社会功用和作家的时代使命，使“文章合为时／为事而著”的经典命题被重新加载进当代文学的写作中，其中，尤以“汶川地震诗歌”最为典型，在这场诗人集体“以笔为旗”进行文学的抗震救灾中，地震诗歌写作在激活诗人对社会关注的现实感、道义感之时，其社会救赎和审美限制之间的复杂性也再一次引起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深思。 叙述社会史的文学史：审美的表现与限制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几乎贯穿始终，虽说各个时期反映社会生活的重心不同，改朝换代的革命风云、疗救人心的文化运动与民族救亡的时代话语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叙述内容，但艺术审美却在“间歇性”的表现和限制中跌宕起落。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断纠结的一个话题，功利的还是审美的？有用的还是美的？类似的矛盾困惑历史性地纠缠着一代代的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批评者。 “五四”之初就高扬起“为人生”的文学命题，直面血与泪的现实，写平民的文学，关注社会时代构成了现代文学的重要基调之一。如果按照今日“底层写作”的批评话语划分，那么鲁迅似乎就是比较早的底层写作者了，他笔下的“阿Q”不正是一位标准的底层弱势群体吗？而鲁迅的“底层”却常常在“被同情”的时候也充当了“被启蒙”的对象。其后如夏衍的《包身工》、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也写底层，其底层更是社会万相和人性百态的言说，启蒙的批判与同情的吁求共同拉近了这一时代文学与社会的联系。 正如很多人把地震诗歌跟抗战诗歌相比，灾难历史往往成为文学的母题，痛苦会进发某种书写的激情一样，这种时效性极强的文学激情几乎天然地带有某种搁置审美的道德化倾向和大众自觉响应的社会意义。抗战使诗人在急迫的社会使命中大多放弃了审美的自律而投向直接的社会目的，诗歌在街头、枪口上成就了自己的荣誉，战火的废墟也使诗美沦落为简单的非诗口号。同样的例证还有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诗歌写作与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现实政治同声呼应，其在迅速反映切近现实而无暇顾及艺术审美的应激式、及时性写作中几乎沦为道德写作和本能写作的摹本，文学本身诉说复杂历史语境和人性的深厚内涵也因此被窄化和表面化。尤其是世易时移之后，这种始于社会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诗歌写作是否会在社会关注度减弱之后成为速朽过时的写作？而文学创作本身仍然需要某种恒久有效的经典写作？正如“汶川地震诗歌”一样，诗人写下了面对废墟的血泪与悲情，也写下了生命的道义和人性的救赎，更写下了对现实腐败致灾的拷问鞭挞，这些诗歌彰显了地震中诗人的社会担当，也使处于同样现实境遇的亿万读者感同身受，所以更易引起大众的共鸣和反响。但是，共鸣之后的重读却使很多作品难以卒读，其原因耐人寻味。 实际上，自共和国建立后，当代文学的社会使命就被强调到至高地位，反映社会生活几乎变成了对“政治生活”和“时代主旋律”的礼赞，自我与审美都受到规训和压抑。工厂、农村、军队对应着工农兵的火热生活，重大事件的密集出现使得文学写作成了一个道德天平，写社会生活成了诗歌的天职。这种论调在汶川地震诗歌写作中也不乏其声，写地震题材的诗人对另外一些不写地震题材的诗人进行道德指责——面对这么大的民族灾难，你能无动于衷吗？你良心良知何在？至此，诗歌表现社会生活和重大事件时的盲目、切近和机械已见端倪。如是，面对社会重大问题（如灾难），“言与不言”之间，首先是个道德问题，其次可能才是审美问题。这就像建国初期何其芳、穆旦他们被指责一样，面对火热的社会主义生活和新中国人民，你们为什么不唱出你们对这个时代、这些人民的赞歌？而何其芳的回答是： 如果我的杯子里不是满满地 盛着纯粹的酒，我怎么能够 用它的名字来献给你呵， 我怎么能够把一滴说为一斗？ ——何其芳《回答》① 与此同时，穆旦由于“对新事物向往不深，对旧的憎恶不多”而产生“新生活”的书写焦虑： 这时代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 而我呢，这贫穷的心！只有自己的葬歌。 ——穆旦《葬歌》② 曾经在抗战中投笔从戎，用切身行动书写了诗人自我与社会时代的圆满契合，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投身报国后却在如何表现政治这一诗歌创作的时代问题上发生了困惑。何其芳与穆旦的诗歌回答显然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自然成为当时的“另类”和“毒草”，但这样的例证说明的正是文学与社会关系被“泛意识形态化”和“泛道德化”之后的可悲结局。当时代要求诗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简单明确为完成政治任务时，政治第一、审美居次，诗人自我退隐，个体膨胀为集体，言说自己成为禁忌，为工农兵代言成为通行证。于是，诗人的创作个性和审美追求在被政治限制的痛苦中埋葬。 可以说何其芳与穆旦的写作痛苦恰恰是诗人自我思想、审美个性与时代表现之间的挣扎困惑，这样的例证在汶川地震诗歌中亦不乏条件反射式的“泛政治化”抒情或叙事。比如由中国诗歌学会在地震第六天即火速编辑出版的第一本抗震救灾诗集《感天动地的心灵交响》、“皇家”刊物《诗刊》的抗震救灾专题诗页以及蜂拥出版的各种地震诗集诗选，其过度主旋律的政治抒情诗模式给人一种“历史性雷同”的乏味之感，而真挚切肤的个体感受和陌生化的美学意境却付诸阙如。以《诗刊》2008年第7期上半月刊为例，黄亚洲的《重建：信心与希望》之《映秀开始清理废墟》、谭仲池的《特殊党费》、张玉太的《党在岗位上》、李永新的《党啊，永远是人民的依靠》等大量诗中充斥着轻车熟路就改头换面的假大空套话和旧瓶装新酒后万事可诗的“万能”革命语言，可以说暴露了一些诗人其实与灾难无关痛痒的浅薄乐观甚至是戏说痛苦的轻浮。期间，最庸俗化的例子当属王兆山那首著名的“鬼诗”《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③，当人们震惊并谴责王兆山漠视死难者生命和献媚政治的同时，更应该深思的是，类似的把政治庸俗化的歌颂模式和“有事就有诗”、“坏事变好事”的表达思维其实并不鲜见，它是一种政治抒情体式的媚俗变体，是对“多难兴邦”精神的歪曲误读，是把文学表达的社会激情道义演变成解读、解说当下政策的敏感嗅觉，这在文学史上的统制其实经久不绝。当代诗人的典型如郭沫若，他自觉放弃了诗歌的自我和审美个性，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事件中亦步亦趋紧跟政治形势，极为自觉地充当了以诗歌图解时代政治政策的文学急先锋。因此，本应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的文学史似乎本末倒置地充当了社会史和生活百科全书的看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