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将“改革开放三十年”作为一个时间标识，那么，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就不仅与“改革开放”构成了对应关系，其自身的演变也因为这一特定的政治背景而充满了复杂性。近几年来，学界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语境中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进行了反思，这样的研究虽然带有某种“中国特色”，却在重建文学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中深入研究文学的“内部”问题，显示了学界处理文学研究“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变①——这些特点和变化，成为我们回顾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基本条件。长期以来，我们正是在对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同时作出清理时，提升了文学研究的境界。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这三十年的文学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关系；二是从不同的层面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进行历史化的论述，重新处理文学文本与社会语境的关系，讨论经典文本生成和传播，力图还原那个被文学史叙述简单化了的文学生态环境。比如程光炜和李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开设的“重返八十年代”专栏以及围绕这个话题而形成的一系列论文。但是，与对文学文本的重读相比，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整理和考察俨然有些被忽略。因而，将“新时期文学批评”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方面弥补了学界对创作与批评之关系探讨的阙如，另一方面则呼应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处境，毕竟，对当下批评状况的评估和批评趋势的分析已经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且成了一个常议常新的话题。 我们常说，文学批评并不是文学创作的注释或衍生物，它和创作一样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处理着自身与现实的关系，或者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解释着世界，或者为个人生活提供某种叙事意义上的参照。回顾新时期三十年文学发展的历程，批评与创作一起经历了思想解放、融化新知、重返自身乃至投身市场，借助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或者推动思潮，或者成就经典，或者引发论争，建构着自身与世界的“想象性关系”。由此，将近三十年文学批评作为一段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也已经凸显。 从近三十年文学批评与现实语境的调整以及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的不断转化中，我们可以列举出诸多批评史意义上的话题，比如社会语境的转变和西方文化理论的译介所造成的知识话语的转换；现代性概念引入后给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文学经典的生成；批评的媒体化和学科化；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兴起……然而，仔细辨析，我们会发现，这些不同的问题都涉及了一个基本的关系，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反映在文学批评上便是批评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批评变成一种想象和阐释世界的方法时，又成为方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②。 需要说明的是，在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研究中引入“政治”的概念并不表明本文认同近三十年文学和批评的发展遵循一条清晰的线索，即：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事实上，文学和批评的演进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简洁的、毫无枝蔓的、以时间为序“政治化”过程。相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政治化与去政治化，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常常是相互缠绕，相互交织的。 二 “重返八十年代”，是较早清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一条途径。作为“三十年”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对“三十年”的理解也是建立在阐释八十年代的基础上的。 我们不必完全认同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对访问对象的选择以及在谈话中建立起来的解释“八十年代”的基本框架，但该书作为清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问题的重要成果之一，相当清晰地呈现了“八十年代”的一条轨迹。其封底罗列的一些常见词似乎更切实地反映了“三十年”思想文化的激烈变动，以及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与八十年代的差异。与八十年代有关的有：激情、贫乏、热诚、反叛、理想主义、启蒙、饥渴、争论……透出一种单纯和紧迫；而与九十年代直至当下有关的则包括：现实、利益、信息、世故、时尚、身体、喧嚣、边缘、多元、失落……显出些许势利和无奈。关键词的变化折射出社会转型的轨迹。这些变化是否有迹可循，差异之中是否存在关联性的特点，倘若反映在文学批评上，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一系列变化背后的某种关联……这些都成为我们考察“新时期文学批评”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当代社会关键词的变化和社会的转型离不开政治语境的转变。如果为这一转变溯源则可追溯到“文革”的结束和“新时期”的提出。“文革”结束后，文艺界首先开始检讨的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被称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庸俗社会学”受到批判，换言之，“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是施行极左政治的工具，而文学是被极左政治利用的。因此，正确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结束“文革”开启“新时期”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和“正名”之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文学批评也从“从属论”、“工具论”的理论模式中解脱出来。这一过程，如果从“拨乱反正”的意义上理解，应当视为文学包括文学批评对“正确政治”的选择，而“政治正确”也表现在政治与文学关系的重新确立。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与批评所起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而理论批评本身也逐渐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中来。新时期初始阶段是一个回到常识的阶段，也是一个打破禁区的阶段。随着短篇小说《班主任》、《伤痕》等的发表，批评界对文学与生活、歌颂与暴露、社会主义时代能否写悲剧等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基本问题的讨论也渐次展开。仲呈祥总结当时文学批评的特点为：“一、坚持从创作的实际出发，面向生活，为新时期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发扬开拓道路。二、不断清理‘左’倾思想、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和‘右’的干扰，注重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注重在批评中把历史的分析同美学的分析结合起来，使文学批评逐步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上来。三、文学批评的文体也正在逐步解放，文风有了较大改善。”③因而，文学在由“文革”过渡到“新时期”的过程中，文学批评的意义及其特征不可忽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在理论与批评上重新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伤痕文学”、“朦胧诗”等文学现象在争论中的顺利发展，批评在促使文学回到自身的过程中确立了它在一段时间内的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