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制度是传统社会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具有一定的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进入中国现当代社会后，它逐渐走向最终的解体。但是，由于中国作家大多生活于宗法式的农业社会，家族观念渗入骨髓，加之家族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因此，现代作家在对家族文化批判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流露出眷恋的情怀。在当代家族叙事性作品中，不少作家仍未处理好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他们对宗法式的农业文明，对家族族长、保守知识分子、传统伦理等都表现出审美上的偏执，造成家族小说现代意识不同程度的匮乏，使作品缺少应有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一 尽管进入当代社会以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建立，民主、科学的思想已是现代人基本的价值立场，但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厚土壤使现代西方话语在接受过程中遭遇到有意、无意的误读，张扬个性的声音淹没于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主流话语之中，传统社会的家族本位转变为当代社会的集体、革命本位，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思想冲突让位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知识分子由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的主体变为接受思想改造的对象，不仅作为反封建启蒙载体的家族小说已走向穷途末路，即使是革命历史小说中家族叙事的隐形书写也不再承传个性解放的五四传统，作家所钟情的是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理想化的传统伦理、农民革命英雄，而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现代文化则保持一种道德批判的价值立场。 田园牧歌是中国传统文人对乡村生活的诗意想象，他们在仕途上遇到挫折，对尔虞吾诈的官场厌恶之后，往往由庙堂走向民间，在纯净的大自然中寻找失落的自我，在田园牧歌中寄托自己的孤寂情怀，从而实现封建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传统文人的这种政治情感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仍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现代作家一方面认识到宗法式的农村走向解体的历史趋势，民生凋敝、生存危机的社会现实，但在情感深处，他们对民生凋敝的乡村还是充满诗意的向往。鲁迅在《故乡》中对儿时与伙伴闰土在海边沙地童年生活的描绘让读者感到乡村生活的美好。当代作家梁斌在《红旗谱》中充满深情地描绘了运涛、江涛兄弟俩在农田劳动的场景，“农村的风景，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农民之间的友情，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青年男女之间淳朴的爱情，农村孩子快乐的乡村生活，甚至农村妇女在夫权压迫下掺杂着甜蜜的哀怨，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农民们在冀中平原的雪夜和美丽的春天原野上，赶鸟，看瓜，打狗，赶年集，走庙会，过除夕；运涛和春兰一对小儿女并肩坐在瓜园的窝棚上谈恋爱；运涛、江涛、大贵、春兰们在棉花地里扑鸟……乡村的居民在美丽的乡村风景中的生活构成了一幅没有历史感的农村生活的画卷，散发出田园诗一般的魅力”①。这既是作家对童年乡村生活的情感记忆，也是传统文人士大夫情怀在作家创作中的无意识流露，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恬静、淳朴、亲情、温馨一面的诗意描绘。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代作家写到具有现代色彩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时，侧重的则是对其负面因素的揭示。地主冯老兰一家世代靠经营土地获取利润，“到了冯贵堂，开始在乡村里做买卖，开了聚源号杂货铺、聚源花庄。……锁井镇上，自从有了座铺，成了有名的大镇子，掌握了四乡的经济流通”。现代商业经营方式自然带来了乡镇的繁荣，但从阶级视角来看，正是由于冯家的富有对农民土地的收购，导致了农民无地可种流离失所的残酷现实的出现。而相应的对冯贵堂提倡文明启蒙、科学种田、更新生产工具所遭遇失败的落后封闭的文化土壤则轻描淡写。给读者造成的印象仿佛是，假如没有地主家经商致富的繁荣，农村则是耕者有其田，其乐也融融的一片净土。实际上这在一定意义上暴露出作家骨子里的小农意识。 当代作家这种对乡村生活的偏爱又与其对传统伦理的张扬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红旗谱》中的主人公朱老忠是一位农民革命英雄，尽管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后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经历了从传统的农民英雄到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转化，但从总体上看，他所奉行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伦理，体现出的是历代农民英雄的侠义精神。在他身上突出的思想性格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点，对“孝道”的遵守。父亲为反抗地主冯老兰霸占四十八亩官地的不义之举，赤膊上阵进行反抗，失败后吐血而死，为此，朱家家破人亡，朱虎子只身逃亡关东。不管他身在何处，父亲的临终嘱咐时刻铭记在心，从未忘记他们与冯家之间的家族仇恨。因此，实现为家族复仇的目的自然成为朱老忠参加革命最原始的动机。即使是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对冯老兰一家阶级仇恨的背后仍然是家族宿怨。第二点，重义轻利，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伦理的精华。朱老忠尽管没有系统地接受过文化教育，但受到民间文化环境的熏陶，他仍然体现出传统农民英雄身上的传统美德。作为农民，他并不富有，尤其是从关东重返锁井镇，一家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在这种条件下，他听说穷朋友朱老明因为和冯老兰打官司气瞎了双眼，没钱治病，便毫不犹豫拿出自己的血汗钱十块大洋给他治病。为了资助严志和的儿子江涛上学，他卖掉了自己心爱的小牛犊。为反抗割头税，朱家父子免费为百姓杀猪。与封建地主不义富且贵对应的则是，面对穷朋友的困难，他常常是慷慨解囊。第三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历代农民英雄身上那种面对邪恶强暴所表现出的正义感与反抗精神在朱氏父子身上得到很好的继承。无论是在反割头税斗争中面对官府恶霸的勇敢，徒步到济南替严志和探监的胆略，或是在保定二师学潮中对青年学生的保护，都昭示出一种民间久违的侠义情怀。作为乡村地主冯老兰，他之所以在感情上遭到读者的厌恶，就在于他的行为违反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无论是他公开霸占官地的不义，对严志和一家遭难时趁火打劫的不仁，还是对同族女性觊觎之心的丑恶，都与民间道德理想相左，当然，也跟作家以阶级视角对地主行为中符合农民道德一面的遮蔽不无关系。 《红旗谱》中具有较多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冯贵堂，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接受过系统的现代西方文化，具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尽管他置身其间的锁井镇是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乡村社会，他在实施自己改良乡村宏伟理想时阻力重重，他在自己生活的周围几乎找不到一个对他的现代思想同感共鸣的支持者，但他毅然决然地推行自己的各项改革举措。他首先进行政治改良，反对父亲在村政上“一言堂”式的专制，倡导民主议政、民主管理；其次是反对封建迷信，对下层民众进行文化启蒙，把庙堂改为学堂，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在经济上，他轻农重商，并身体力行在锁井镇上开花庄、开货铺，直接与外国商人进行商品交换；他更新交通工具与农具，提高效率；他向农民传授新的果树栽培技术，增加收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承包全县的割头税，与政府签订法律合同，他履行合约，后因农民反对而失败，他愤怒于政府的不作为，利用法律武器，起诉政府的违法行为。如果抛开阶级意识，冯贵堂的行为无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行为。他尽管有经济商业头脑，但并非是一个唯利是图之辈，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仍体现在他的行为中，他劝说父亲，“对于受苦的，对于种田人，要叫他们吃饱穿暖，要叫他们能活得下去，要不然的话，谁给你种田，谁给你吃苦？”应该说，冯贵堂的改良计划与实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方面，且鲜明体现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民主”、“科学”、“人道主义”思想，而这些为以后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乡村改革理念却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而失败。冯贵堂被作者描写为资产阶级反动的知识分子，对他的现代改良实践的进步意义缺少正确的评价，充分显现出作家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感陌生与思想隔膜，把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知识分子给予有意无意的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