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77(2009)03-0141-04 “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命题提出之后，50年代小说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P7)董之林早先的这一洞见暴露了文学研究的“装置”。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学研究的反思无法回避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事件。我们今天的任何作业都离不开“重写文学史”所提供的场域。“重写文学史”曾经是针对既成的文学史秩序的一场反叛和暴动，然而，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名词，成为了一种不可动摇的秩序，成为了一种不容异见霸权。“重写文学史”建立起来的新的文学史秩序，“十七年文学”被编入另册。洪子诚老师在《问题与方法》中论及“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时说：“这个时期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性’，在文革结束后被普遍怀疑。在未能提出新的视角来证实这些对象的价值的情况下，它的被忽视是必然的。”[2](P7)董之林指出，建立在启蒙话语基础上的元叙述，具有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批判都难以企及的摧毁力量，甚至把这一时期的文学逐出文学史讲堂。这是现代性在“全人类”名义下，不同于以往“阶级”革命的另一种粗暴。“新时期”对“十七年文学”的否定，把过去的评价简单地颠倒过来，把以前认为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把以前否定的加以“平反”，以“文学性”的名义重复了“十七年”和“文革”“大批判”的思路。[3](P119～121)她感叹文革结束后把学术问题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依然存在，某些人把“十七年文学”当成禁区。在他们看来，仅仅接触和研究“十七年文学”本身就有为“错误的年代”和“极左政治”翻案之嫌。[3[(P242～243)他们对“十七年文学”研究者侧目而视。在他们那里，大批判的对象变了，但大批判的思维方式本身却没有什么变化。因此，在今天，研究“十七年文学”本身就需要一种巨大的学术勇气。 洪子诚老师认为，文学史是一种叙述，同时，所有的叙述都有其目的。因此，在文学史研究中，总会发生一部分“事实”被不断发掘，同时，另一部分“事实”被不断掩埋的情形。[2](P31～34)董之林的小说史论具有明显的“对话”性质。她在“对《热风时节》的一些补充说明”中自谦是“与时弊同时灭亡的文字”。她说：“我选择‘史论’而不是小说史，是因为其中有太多需要论证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不改变一些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体系，这一时期小说的历史就难免不是支离破碎或毫无根据、不能成立的。”[4]她用自己的阅读悄悄地撬动了一些凝固了的结构和定论。 一体化／多元化、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回到自身等二元对立结构已经成为新时期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固定的思维。很多人用“一体化”来概括“十七年文学”。然而，事实上，当代文学内部充满了空隙、悖论和张力。董之林指出，尽管“十七年文学”受到政治的制约，但是，它仍然与古今中外的文学传统保持着联系。“即便到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文学也没有全部被纳入所谓‘一体化’格局，小说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还在进行，因此对作品的批判也就从未间断。”[3](P19)“这些批判和干预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创作规范在具体实践中难以彻底实施。”[3](P86)因此，“一体化”可以说是追求的目标，却恰恰不是现实。 “十七年文学”创作受到政治粗暴的干涉，作家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有的甚至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由于这一段创巨痛深的历史教训，新时期一开始便有人提出文学要脱离与政治的关系，希望“纯文学”为“创作自由”提供一个庇护所。“十七年文学”作家的命运确实值得我们同情，“十七年文学”政治对于文学的粗暴干涉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反思，但是，历史的灾难应该让人走向成熟而不是让人溺于天真的幻想，不然，我们就难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展开，我们对“理想的创作环境”等诸如此类的幻想有了初步的觉醒。洪子诚老师曾经指出：“作家的生活、创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有作品发表、出版的自由，以一种公正的尺度来获得评价：也就是文学生产处于一种没有暴力的、强制性的外力干预，特别是政治性质的干预的状态下——这种环境是我们长期以来所盼望出现的。但是，没有任何干预、制约、规范的文学环境是否可能？即使没有这种强制性的政治的干预，文学也会受到各种其他因素的干预，这些干预也不见得就是‘健康’，或者说‘自然’的调节。”[2](P142)董之林认为，“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与政治、经济、文化有一种张力关系。尽管紧张的程度有所不同，但不能成为文学史判断某一时期文学唯一的根据。事实上，作家从来没有等到文学的太平盛世，才去写不朽的作品。压抑与禁忌无所不在，但文学实践活动从来没有屈从于这个限制的过程。”[3](P12)既然“理想的文学环境”从来就不存在，因此，她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不是去幻想“理想的文学环境”，而是努力真实地呈现“十七年”创作本身具体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她发现了周立波的唯美倾向，“它在不尽如人意、逼人就范的现实面前，高傲地展开自由的翅膀，为社会主义时代留下作家想象人性、感觉生活的文学经典。”[3](P175)赵树理没有被固有的现代知识和建基于此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所束缚，而是以自己顽强的个性开辟了自由的环境，使创作得到了自由的开展。[3](P129)不论是五四新小说、左翼文学、大众化运动，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赵树理的小说没有屈从于其中任何一个的限制。她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去理解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点。赵树理的小说采用的是一种“评东家长，说西家短”，近似“传闲话”的讲故事的方式。《登记》包含的是一个婚姻悲剧，但是，作家独特的叙述方式冲淡了这份沉重。赵树理把启蒙时代严肃的哲理转化为娓娓道来的世俗谈资的人生故事。她将长篇小说《三里湾》称作“是一部描写农村家长里短的小说”，传达了乡土中国的文化。赵树理把自己的政治观点隐藏在人物的生活故事里，把对人物的褒贬放在扯闲话、拉家常中，使作家对拥戴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意图表现得十分含蓄。赵树理在评书这一文学传统中形成的描写方式和价值取向，使他真正关注的是人物的道德审美价值，传统的道德审美追求无形中使故事逃脱了时代的政治说教给小说艺术带来的厄运。她认为，《三里湾》所反映的合作化运动可以不断地重新评价，但不同的时代都会倾向于赵树理的玉生、灵芝这些凝聚着比较恒定的传统道德审美酵素的正面人物，而不会认同“铁算盘”、“惹不起”这些卑俗的人格。[3](P80～85)如果说赵树理的小说顽强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的话，对赵树理的批评恰恰表现了它的僵硬、狭隘。“重写文学史”运动中对于赵树理的重新评价，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意。从历史上看，1980年代对赵树理的否定实际上是重复1940年代对赵树理的文化偏见。赵树理的小说尽管在出版以后风行一时，但是，当时却争取不到出版的机会，而压迫赵树理的是“现代小说观念”之类神话。[3](P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