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下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五花八门、多元共生的表面繁荣状态，但是有关长篇小说的问题仍然显得引人注目。按照各类统计，现在每年都有将近七八百部长篇问世，高峰年份当在一千部左右甚至更多。如果考虑到整个新中国成立“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不过三四百部的话，那么当下的出版数字足够令人瞠目结舌。然而，在这种空前膨胀的写作出版量面前，社会对它的质量期待和基本评价却普遍地极不乐观——“水平不行”，几乎是人们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共识。换句话说，无论是普通的社会性评价还是专家的尺度，都对当下长篇小说膨胀的数量与其质量水准之间显著的差距感到无奈，并因此对整体的文学状况感到忧心忡忡。 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曾经被认为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标志之一，判断一个作家重要与否也经常以此为参考。即便是在商业写作摧枯拉朽的今天，上述观念因素依然在相当程度上有效。设若每年出版的近千部长篇小说遍地平庸乏善可陈，对它的批评研究也大致是隔靴搔痒人云亦云，如果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期待和失望之后那个伟大的目标依然遥遥无期，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对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工作保持敬意？ 事实上，就长篇小说的整体技术水准而言，当下的创作并不输给过往的时代。特别是经过人道主义的讨论和先锋小说的技术洗礼之后，在经验结构的独到别致上，在人性彰显的曲折复杂上，在感情抒写的真切细腻上，在语言表达的灵巧鲜活上，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都有着扎扎实实的进步。那么，何以在这个基础上今天数量巨大的长篇创作反倒不能令人满意呢？换言之，什么才是人们意指的长篇小说的“水平”？人们究竟在向长篇要求着什么？ 这是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问题，并且隐藏着盲点。如果我们希望有效地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在一般事实层面做简单的价值判断，我们必须回到长篇小说的起点。在欧洲，这个起点通常被认为是以人性解放为标志的文艺复兴运动，在中国，则被指认为逐渐兴起的明代“市民社会”。一般说来这些看法大致不错，但考察长篇小说的发生演变史，还存在着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 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长篇小说是一种“近代文体”，与诗歌、戏剧相比远没有“原创”的意味。这个意思是说，诗歌、戏剧与人类原初的精神文化活动呈现一种共生关系，鲁迅倾向于艺术起源劳动说，因此主张诗歌是“吭哟吭哟派”，而戏剧则明显与先民早期的宗教祭祀活动有关。可以看出，长篇小说并不具备上述品质。那么，长篇小说与什么相关？是什么因素导致长篇小说这一文体逐渐走向其他文体难以比肩的重要地位而成为时代的“第一提琴”？ 简言之，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叫做“历史哲学”或者“历史观”。 长篇小说蔚为大观的辉煌奠基于18世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达到了它的巅峰。今天被我们视为经典的长篇作品和作家大都成就于这个时代。在这个旗帜下我们可以开列一连串熠熠生辉令人叹为观止的名字：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左拉和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狄更斯和他的《艰难时世》、斯汤达和他的《红与黑》、托马斯·曼和他的《魔山》、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复活》及《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罪与罚》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肖洛霍夫和他的《静静的顿河》…… 很遗憾，我无法在此开列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关于个中理由，我将在下文简略述及。而要对长篇小说不同的传统这类更为复杂的问题予以分析梳理，则有待于另外专文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长篇小说在这个时期达于顶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异常深刻的历史哲学基础。在此之前的中外文学史上，能够被经典化的长篇小说屈指可数，类似《堂·吉诃德》这样的作品孤掌难鸣，还不足以支撑起长篇小说的历史世界。19-20世纪可以说是个“历史”的世纪，不仅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在这时空前地成熟起来，而且这种泛历史的意识也渗透到各个领域并且支配着一般意识形态的建构理解。历史哲学在当时几乎是所有学科当中最为接近世界的真相乃至“真理”的学科。也只是到了这个时代，传统历史学才完成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化过程。历史不再是过去的普通编年史、不同领域的分类史和人物传记史的形态，而是成了一个逾出原有的学科界限、有着更高的野心和抱负的直指事物“本质”、“规律”的真理性学科。在这个意义上，19-20世纪的历史哲学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性产物，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这方面登峰造极之作。这种历史哲学相信，世界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完整的过程，通过对诸种事件、流程的清理分析，就可以透过纷乱事态抵达世界的“绝对精神”。 近代历史哲学这种把握世界绝对理念的一揽子雄心，可以被称之为“整体性的历史观”，它对长篇小说的创作理念发生了致命的影响。尽管优秀的作家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也会由于对事物的偶然性、非理性因素感到迷惑，因此有逸出历史轨道的艺术冲动，但总体说来，19-20世纪的长篇小说家基本是相信历史进而去寻求历史规律的一群大师，文学的历史化或者历史的文学化是他们自觉的使命，并且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考察就此形成的关于长篇小说的理念，我们可以发现，作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者、做“法国社会历史生活的书记官”（巴尔扎克）、做“俄罗斯社会的一面镜子”（列夫·托尔斯泰），是这批作家自觉不自觉的神圣承担。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样的写作能够接近世界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