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暑假，我在福建家中接到一个电话，说9月7日《文学报》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要在上海联合举行《无极之路》研讨会，建议我先到上海参加研讨会，再回北京上学。我在6日到了上海。 到上海我被接到一个宾馆，只记得当时满屋子都是人，可我一个都不认识。但现在还记得《文学报》的总编辑坐在靠窗户的角落，因有人介绍这位就是《文学报》的总编郦国义，当时我头脑动了一下，心想总编辑这么年轻，而且怎么坐在一个角落？现在想：年轻，这大约就是《文学报》的形象……总与年轻作者有平易亲切的联系，总与年轻读者有亲切平易的沟通……几十年来，在上海这个年轻的城市，总以青春的形象给大江南北的读者传递着人生对文学的向往、爱好或痴情，传达着海内外作家对生活与社会深情或深刻，或风格迥异的种种表达。 那一年我37岁，才写了第一部报告文学，并没有想到出版后会发生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上海的这个研讨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虽然，《无极之路》已在北京召开了第一个研讨会，马烽、冯牧等前辈作家和评论家参加了研讨，中央电视台当晚播发了新闻，上海的这个研讨会仍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个研讨会同我后来经历的多次研讨会都不同，不仅因为会上没有一个我原先认识的人，更因为发言者不只是发表自己的见解，还不断向我发出询问，真诚的询问。就像我是从某个前线或某个远方来的人，发言者就我书中写的情况问出许多大家关心的话题，这使得讨论因互动而很深入。 回北京，我看到了《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媒体的报道，看到《文学报》的报道时吓一跳，我完全没想到，《文学报》在同一期发了4篇介绍我和《无极之路》的文章。 我一直留着这张报纸，感受到这里面有值得我久久体会和汲取的东西。我没见过在并非为某个作者发专版的一张报纸上，为一部报告文学发了4篇文章。头版有3篇。一是新闻，题为《〈无极之路〉引起强烈反响》。二是通讯：《报告文学〈无极之路〉出版记》。三是总编辑写的短评《王宏甲的“别无选择”》。第四篇在第二版，是对我的专访：《中国社会是一本很厚的书》。这张1990年9月13日的《文学报》为第494期，共4版。 多年来，我心中一直有这张《文学报》和这次研讨会。当时《文汇报》记者也写了一篇专访，文中最后的一段话是这样说我的：“他已发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影视剧本逾百万字。谈及今后的创作，他说：‘做梦都想写一部好小说，但是如果有条件还想再写一些报告文学，从而能对中国社会有更深层的了解。’”这段文字能帮助我回顾，当时我还是更想继续写小说的。可是后来我却基本放下小说，专心写报告文学。为什么？ 我回想，《文学报》当年那四篇文章的规模发表对我是有影响的。此后《文艺报》也连续发表了马烽、冯牧、秦兆阳、文怀沙四位前辈评论《无极之路》的文章。那时我的前面已有很多在80年代卓有成就的报告文学家，我才写出第一部报告文学。《文学报》对我的慷慨支持，我想是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的支持和期待。这么说并非自谦。我想表述的是：我体会到了一个青年作者确实需要的鼓励。《文学报》此后也一直给予我持续的支持。多年来，我一直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激励，还有一种引领。因为这促使我一次次地想，我是应该好好地写出大众需要的作品的，否则我干吗要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