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影视城来了位特殊的客人，我的旧相识谭嘉。时光催人老，转眼已是过去二十多年，当年风华正茂的女“干将”，而今已然是一位亲切可人的老太太。席间，我们谈起往事。抚今追昔，甚是感慨。 那是1985年，我受邀去美国参加聂华苓他们组织的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当时美联社发布信息说，国内正在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就是我。因为其时，我出版了备受争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这次访问的结束仪式上，面对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我发表了一个声明。具体说了什么，现在印象有些模糊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说了相信改革开放的话。当时有同行的冯骥才在场，谭嘉是我的翻译。 此后仅过了一年，经济学家温元凯邀请我到杭州参加一个关于改革开放的座谈会。我没有去成，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我提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必经的一个阶段，呼吁“给资本主义‘平反’”。后来，这封信以《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的题目发表在《文艺报》上，结果我被当成了“自由化思潮”的代表。 为了帮助我和发表我文章的《文艺报》解围，中国作协负责人请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出面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张贤亮是个写小说的，谈社会改革的理论问题有错误、表达不准确，是可以理解的。不久，猛烈的批评戛然而止。我当时不知情，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结论就偃旗息鼓了。 记得在此期间的一次会议上，我被推为与会作家的代表出面会见媒体记者。劈头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怎么看当时开展的“批判”运动，它对作家有着怎样的影响。我回答说：相信作家经过了这个运动之后，政治上更成熟了，艺术上也更精益求精。时隔多年，这话现在听起来未免有顾左右而言他的意味。但说出了一个确凿的事实。经过这些年，我们的作家，政治上的确成熟了，尽管有的变得过于世故，另一方面，艺术质量提高了。 就拿我来说吧，我此后于1989年推出的《习惯死亡》，从艺术上说是有超越的。只是因为我的《绿化树》等小说影响太大，使得它的价值被长期掩盖。我想，要对这部小说有足够的认识，该等到四五十年以后吧。很幸运的是，尽管这么多年我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但始终保持了探索的勇气和热情。之后，我开了现在的影视城，很多人以为我从此以后不写作了。这不，今年我又推出了《一亿六》，我不说这本书达到怎样的艺术高度，但它的市场影响是不可小看的。 现在看来，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文学曾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那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中国文学甚至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锋队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这个先锋队中的一员。将来谈到中国文学史，谈到80年代，我和我们的这一代作家是不可回避的，因为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打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