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河解冻，思想解放，文学突破“伤痕”禁区，上溯到“文革”前的社会犯罪，触及法制改革的敏感问题，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怎么办？ 第一个敢碰这一看点而且以戴罪之身回眸监狱黑暗的是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在巴金主编的《收获》上发表时，招致司法干预，孙犁站出来说过话；《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再从巴金手里脱颖而出，读者受到震动，但聚讼纷纭，麻烦很多。 反映前“文革”时期“左”祸祸国的作品还有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但被我视作“反思文学”代表作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更接近实情，更惨烈，更能显示新时期文学之新拐点，更具爆炸性。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发表传递给我一个信号，即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学在控诉“文革”极“左”路线下万家墨面的同时，已经将笔触探入“文革”前“左”祸的祸国殃民，使人不无理由地相信：“文革”祸起，事出有因！ 我当时在《文艺报》供职，常常有报刊同行向我打听新作行情，我极力推荐《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几周过去，没有反应，后来问及，才坦言“动公仓”、“抢皇粮”，“讴歌抢劫犯”，“不利于安定团结”云云。其它报刊的反馈大致相同。只有我刊主编冯牧发表于《上海文学》题为《关于近年来文学的主流及其它》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肯定它，《文艺报》上石泉的一篇千字文推荐了它。《新文学论丛》创刊，杨桂欣约稿，我问评什么，他说愿评谁评谁，问写多长，他说愿意多长就多长，我通宵完成《“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长文，为张一弓伸张正义，为新时期的文学已经开掘到一个历史的新的深度而庆幸。 感谢朱寨，他的一呼（《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二集·导言》），显示出评论家的勇气： ……特别是《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作者的题材已进入长期讳莫如深的禁区和令人却步的危险地带。在疑虑和冷落中，我们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拍案而起，仗义执言，首先从法律与道义、组织服从与临时应变、动公仓与救民于悬命、英雄与罪犯等一切可以受攻击的矛盾之点上布阵迎战。论证严密，步步深入，以雄辩的逻辑论证了李铜钟不是“犯人”而是“英雄”。评论援引马克思关于普罗米修斯的评论运用于李铜钟，证明李铜钟是属于马克思称颂的“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赋予李铜钟这一崇高形象以马克思主义的盔甲。 评论在这里也提出了暴露与歌颂的问题，指出：“深刻的‘暴露’使作品的歌颂显得动人之极；真切的歌颂，使作品的暴露警钟沉沉。” 1981年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评奖开始。初评小组一致推举，但《文艺报》被指责是“右派骨干掌权”，举棋不定。作者所在的河南省纷纷提出反对意见，加盖公章转送上来，主要意见是“暴露黑暗面”，还有作者本人是“三种人”的问题。但初评小组坚持授予头奖不动摇。《文艺报》派人实地调查，结果证明：一、作品暗指的“信阳事件”确有其事；二、作者“文革”中进入河南日报社领导班子是事实，但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发表作品，至于能不能给奖，其说不一。事已至此，评委会不得不向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并请示下，巴老不但同意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一等奖共设5名）。考虑再三，《人到中年》排在一等奖的首位，《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排列第四。 30多年过去，事实证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并没有因得奖而妨碍国家的安定团结，作者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事实又证明，张一弓够“安定团结”的，他笔下留情，将责任仅仅追到乡一级；事实还证明，“信阳事件”的真相比张一弓笔下所写不知严重多少倍！历史最后作证，《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当初发表于“安定团结”无碍，后来获奖于“安定团结”无碍，殷鉴不远，于今则大有裨益。 是罪犯还是冤狱？是犯人还是英雄？是原告还是被告？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必答之问题（正像哈姆雷特的独白所言）：是否应默默的忍受坎坷命运之无情打击，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奋然为敌？” 党的三中全会，掮起了黑暗的闸门，新时期的文学一泄千里，越过激流险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