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桩文学出版方面“新”、“旧”易手的公案，向来是“正典”(canon)书写的范例。一是1921年初，商务印书馆因其“八大期刊”之一的《小说月报》销量下降而思有所更张。其时新文学运动方兴未艾，遂请沈雁冰（即茅盾，1896-1981）担任主编。茅公于是大刀阔斧实行“革新”，顿时门庭改换，几使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激进地推行了“五四”新文学路线。文学史家唐弢(1913-1992)如此评价：“对这个具有十多年历史的文艺刊物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旧文学，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①另一桩是《申报·自由谈》十多年来一向由周瘦鹃(1894-1968)主编，在1932年底，改换为黎烈文(1904-1972)。黎氏也由是改弦易辙，一面倒转向新文学，至近时仍有学者大加称道：“一扫鸳鸯蝴蝶的旧气，打出‘进步’和‘近代化’的旗帜，拉开‘自由台’的幕布，演出了一系列中国文化史上精彩纷呈的好戏。”②不过《自由谈》之所以得名，其最“精彩”的“好戏”，多半是因为鲁迅的加入。如学者所称道的，鲁迅利用“自由谈”，以“投枪”般的杂文同施行“白色恐怖”的国民党展开斗争，不仅表明他在政治上已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也给《申报·自由谈》披上了“进步”的光环。 虽是一份小说杂志，一个报纸副刊，却不同寻常。上海文坛上数一数二的“老字号”，背后资本雄厚，分别是杂志报纸界牵头的，编辑方针一向稳健，面向广大的读者市场。两者“革新”的共同点都是从“旧”派落到“新”派手中。1950年代之后，大陆的文学史书写被纳入官方“革命”话语，而对这两个事件的诠释，无不以为标志着新文学的胜利，旧文学的衰亡而退出历史的舞台。更不消说像周瘦鹃等所谓“鸳鸯蝴蝶派”也被定了性，贴上“反五四逆流”的标签。他们的文学活动与作品皆遭到排斥，对于1921年之前的《小说月报》或1932年前的《申报·自由谈》不屑一顾，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自1980年代末以来由于“重写文学史”活动的开展，“鸳鸯蝴蝶派”获得重新评价。今天回顾这两件公案，当然也换了一副眼光。如果在当时的历史脉络里来看现代中国印刷资本主义与新、旧文学之间的关系，颇耐人寻味。藤井省三在《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书中认为，在1920、1930年代“五四”的白话革命的成功，正合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对于民族“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发挥了建制功能。尤其是1920年代初国民政府强制推行白话，像鲁迅(1881-1936)的小说《故乡》进入教科书，直接传达了现代乡国的乌托邦想象。然而从总体上看，这类转向属个别事件，相形之下，旧派所占的“灰色地带”要广阔得多。不光是《小说月报》和《自由谈》各有不短且可观的“旧”历史，而在1920、1930年代，以“消闲”为宗旨的杂志、副刊和小报仍层出不穷，与都市的繁华相始终。③不无吊诡的是，像《小说月报》和《自由谈》的转向虽是个别，却极具象征意义，不啻让新文化占据了两个“制高点”，暗示出印刷资本主义与高调、激进思潮之间的暧昧而复杂的关系。 对于清末民初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近时学者倾向于多种“文学现代性”(literary modernities)的取向，在“文学场域”中观察众多思潮、社团与刊物互相之间争奇斗妍，各自开拓自身的“公共空间”。④这样的取向是更合乎民国时期的历史现实的，尤其20年代中，尽管连年内战，国是鼎沸，但共和立宪政体的架子还在，政府对新闻、出版的干涉有一定的限度，印刷资本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尚有较多回旋的余地。像《小说月报》和《自由谈》的转向固然代表老牌印刷资本的文化选择，即顺应“新”潮，积极参与国族想象的文化生产，然而这些仅是企业方针的内部调整，使其出版物更具多样性，总体上仍不失为商业上的正常运作。 从具体历史出发，李欧梵先生曾在《公共空间的开创》一文中对于民国初期《申报·自由谈》作了分析，指出那些“游戏文章”对时政和权贵们冷嘲热讽，所表达的不外乎日常普通的“民意”，正发挥了“批评”的功能。而“游戏”风格不仅起掩护作用，更蕴涵着某种滋养“公民”意识的文学趣味。相比之下，30年代鲁迅在《自由谈》上的杂文，大多曲笔而纠缠于个人意气，失却了“公共空间”的意义。⑤鸳蝴派文学一般被视为“通俗”文学，难得被纳入思想史、文化史的领域中加以讨论，而李先生此文的论点可见仁见智，但打破雅俗之界限，在方法论上有启示性。的确，如果进一步对照1920年代中《自由谈》，这一点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作为主编的周瘦鹃几乎天天以“三言二语”对从总统、国会议员到军阀指名道姓地讽刺或抨击，这跟我们所认识的鸳蝴派大异其趣，而那样的“言论自由”，在现代中国也可算是“黄金时代”吧。鲁迅的“伪自由书”不仅由于政治条件变得恶劣所致，也是他自己不愿同“理性”妥协的缘故。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张灏先生指出，自清末以来的转型时代，报章杂志、学校与自由结社这三者互相影响，彼此作用，遂使新思想得到空前迅速的传播。这些舆论媒体所体现的“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rbemas)式的“公共领域”的出现。⑥本文拟在1920年代初新旧文学争论的语境中，聚焦于几种文学杂志的栏目，如新派《小说月报》中的“通信”栏、旧派的《星期》和《半月》中的“谈话会”等，由此透视当时文学公共论坛的众生相。对它们从话语内容到操作方式作比较分析，说明新、旧文学话语在体现“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方面的程度及两者之间交锋、冲突和消解的形态。本文着重指出，在久遭遗忘的鸳蝴派“谈话会”传统中体现某种“公共实用理性”的性质，然而在1920年代中这一传统走向萎缩，这不仅受到“五四”强势话语及国家力量的压制，也由其难以逾越民族主义底线的自我删检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