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3-0035-06 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下称《自我意识》）一书，是以最近的时间距离反思性地接近和检讨“80年代文学”的著作，它同时也是一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意识”做出积极清理的著作，是一部对文学现代性发问的著作。它从具体的“问题”出发，通过“感伤”、“寻根”、“忏悔”和“超越”这四个主题性的考察，揭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某些基本倾向：重情感，轻经验；钟情变革，昧于常态；告别过去的勇毅、果敢和投入未来的冲动、盲目。它不仅探究了“新时期文学”症结的根源，也显示了20中国世纪文学所存在的某种历史性缺陷。尽管作者的反思视野还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作为反思对象的历史建构、受制于“长期形成的‘自我意识’”，但正因为如此，这部“过渡时期”的著作连同它所保留的“历史”印记，为我们再度进入问题提供了契机。 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那种“疏离感”。与新时期文学氛围中“一致赞同”的乐观不同，《自我意识》对于“80年代文学”成绩的肯定，表达得审慎而克制。它以在当时来说十分罕见的眼光捕捉到了文学“新时期”中回旋着的各种浮躁、浅薄和虚热，觉察到它的问题和限度。在它看来，这十年间的文学具有典型的“过渡期”特征：新旧杂陈，前景未明。基于这一判断，作者对“新”与“旧”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层层剥离，裸露出“新时期文学”历史和精神传承的脉络。在对80年代文学“感伤姿态”的审视中，作者既梳理了长期存在于新文学内部的矛盾与对抗的线索，也指出了“时代”的压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对“寻根”思潮的分析中，作者借助汤因比的历史话题，谈到在社会解体的背景下“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的不同反应，谈到了时间焦虑与空间想象所导致的不同价值指向和行动取向，触及到变革与守常这个“永恒性”的矛盾；而“忏悔意识”和“渴望超越”这两个章节，则多次直接地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主体“向过去告别”和“埋葬自我”的姿态。这些内容均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时代潮流”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文学实践中的历史意识问题。作者以富有同情的理解，呈现了中国文学在作家的自我意识、文学的功能定位以及文学与时代（历史）的关系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在《自我意识》的开端，作者描绘了“新时期”带来的某种统一而又乐观的征象，“社会生活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出现了带有戏剧色彩的变革趋势。即使普通的大众，在这个时刻也都有一种‘历史感’；他们常常用‘转折’这个词，来说明历史链条上这一‘异常’环节出现的特征。对于‘变革’的渴望，以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强烈程度，同时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心中。”关于这种普遍的“历史感”，作者接下来写道： 在70年代最后的那段时间里，对于“过去”与“未来”，人们普遍产生一种对比强烈的划分。他们会产生诸如历史学家在描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发生的变化的那种印象：在往昔的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出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们相信，在“未来”，这层“纱幕”将会彻底脱落。[1]5 《自我意识》中没有专门论述80年代文学的历史意识的章节，但它所述及的每一个问题都无不围绕这里所说的那种“历史感”展开。作者似乎已经感觉到，“历史感”这根神经可以牵动整个文学史的反思，所以，我们在1998年《自我意识》第2版的“后记”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表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像许多人一样，存在着期待‘新时代’、‘新纪元’的‘情结’；这不仅是有关社会历史的，而且也是有关文学的。不过，在80年代中期以后，对于我曾具有的‘新纪元’意识，我已有所怀疑。我觉得，‘新时期文学’所创造的文学情景，其实并不那样令人欢欣鼓舞。而这个时期文学所遇到的问题，大多也是‘历史’上曾有的难题的重现或延伸。只要对我们的‘过去’有所了解，就会明白我们其实无法挣脱历史文化的拘囿、也不可能创造一个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文学‘新时代’。”[2] 作者把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历史感”与“新纪元情结”联系起来，并且发现这个“情结”所导演的历史的循环。这一发现或许是文学史反思性一个重要起点：“历史感”本身何以成为一个自我缠绕的历史怪圈？“新纪元”为何每每重现“旧历史”？“新纪元情结”与文学主体的自我意识、与文学的现代性形态之间究竟具有何种关联？ 杰出的荷兰历史学家胡伊津加(Johan Huizinga)有句名言，“历史的思考已进入我们的血液”。约翰·卢卡斯(John Lukacs)在《历史意识》一书中借此表达了“历史”在现代世界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他认为，非常显明的事实是，在19世纪，文学艺术和哲学只有透过它们的历史才能得到有效的研究；而到了20世纪，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已经做出暗示：物理学新概念的最清晰的解释来自于对其发展历史的考察。在化学、生物学，乃至医学方面，情况亦复如此。“诸如‘病历’(case histories)这样的术语显示了‘历史的思考’(historical thinking)如何通过一个并非总是有意识的程序渗透进我们的语言这一事实。”“没有一个人类行为领域，可以绕过它的历史来加以探讨、研究、描述和理解。”“历史，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思想的形式(a form of thought)。”[3]也正因为如此，“历史”成为了语义缠绕和意识聚讼的是非之地。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众多类似断言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正面宣示的内容，而在于从相反的方向激发的追问：“历史”为什么只是在现代才发挥如此巨大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