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将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作为一个完成的历史时间段加以研究颇具现实意义，其学理依据未必充分。迄今为止，尽管关于何谓“当代文学”的见解不断，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构架来论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这是这一学科虽然不乏优秀成果但尚未成熟的反映。近两年来，因“改革开放”三十年、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或“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便成为热门话题。在很长时间里，我们曾经认为借助于政治的、社会的话语来命名一段文学发展过程，不是文学史叙述的方式。这或许是我们学术上的一个困境，也可能是我们这一学科的特色，它的“当代性”总是反映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之中。因此，我们又在积极的意义上，由“外部”而返回“内部”。 如我们把“现当代文学”分开的话，“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文学”六十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时，以一九七八年为界，有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概念；二○○九年，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又有了“两个三十年”的概念，也就是一九四九－一九七九，一九七九－二○○九两个时间段。在这两个“三十年”之间，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中间点不时发生变化，显然说明，当代文学的两个“三十年”之间有一过渡的时间带，一九七八年或者一九七九年都是过渡时期的重要年份，是选择一九七八还是一九七九年，并无本质的差异。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三十年文学，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整数，恰好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相同。近年来无论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还是“改革开放三十的文学”等话题，其命名及相关讨论都顺着“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大势进行。尽管我们侧重的是三十年文学，但为何凑足整数提“三十年”而不作其他表达？显然，离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无法讨论文学话题的。因此，关乎“新时期三十年文学”之类的学术研究，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现象，而是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宏大叙事”中的文学问题。关于近三十年文学的讨论都离不开这个大背景，而且许多重要的问题都受此制约。这个三十年，部分已为“历史”部分仍是“现实”，无论对“历史”还是“现实”，我们都有许多困惑，而关于文学的困惑常常不是来自于文学本身，而是源于文学的处境。即便是讨论文学的话题，我们也是在与时代的关系之中展开的。如果需要比较精确地划出两个“三十年”，那么中间的一个时间点和标志性事件应该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在这次会议上，周扬的报告提出了“三十年”的概念，从一九四九年的第一次文代会开始到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三十年。 将中国当代文学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的做法在早几年就开始出现，“现在有两分法，即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或叫改革开放前的时期与改革开放后的时期。前一时期，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计划经济，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后一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文艺由从属于政治转向虽不脱离政治，却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的制约”①。这是从政治的差异性层面上划分了两个阶段，突出了当代文学不同阶段的语境差异。但差异之中的一致性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而落实到文学，则是社会主义文化想象在不同阶段的展开。现在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早些年不一样，已经无须急于给当代文学做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界定，但是，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密切联系仍然是需要我们着重考察、辨析的内容之一。改革开放的变化同样反映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变化上，文化的多元化并没有改变文学仍然是在变化了“社会主义文化”的语境中发生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考察“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文学时，可能会比较多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文学制度等，仍然处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之下。当代文学的历史，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我想关注两个三十年不同阶段的关联问题。 二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三十年，也就是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间的中国当代文学，周扬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用“艰巨的历程”来形容这个三十年的文学艺术事业。我们今天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不能不回到它的最初阶段，虽然六十年的变化巨大，但当代文学史的基本问题几乎从当代文学发生时就预设并且延伸下来。第一个三十年，因为承接“延安文学”，经历“文革”文学，又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其中的关联问题显得十分复杂和棘手。 以粗略的观察看，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以后，将“延安文学”和“当代文学”关联起来的研究已较为普遍，其中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评价则和前此有了许多不同，从而也改变着“十七年”文学研究。我们曾经对这样的研究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对深入把握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的、逻辑的联系有重要意义。有许多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差不多都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叙述当代文学的发生的。 其实，对“一九四二年”的重视由来已久。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一九四二年在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就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文革”开始以后，每年关于纪念《讲话》的社论是我们研究《讲话》这一经典文献在当代如何解读的重要文本，无论是“左”的、极左的、改革的文学理论批评，都是从解读《讲话》和“延安文学”来论述当代文学的初始历史及其影响的。我以为这是讨论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这个三十年文学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