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二十多年前的现代文学研究文章，人们注意到重叙一个“80年代的‘五四’”，进而出炉一个与“新民主主义”、“十七年”和“文革”的定义截然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许多研究者那里已成为共同的期待。钱理群等人表述道：“‘五四’时期的文学具有更强烈的批判性，揭露国民性弱点的主题居于突出的前景地位，作家常常用否定、批判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正面理想，而作家所肯定的理想人物、理性人性，大都具有强烈的西方个性解放的色彩。”但是到抗战时期出现了微妙变化。“塑造‘民族新人’典型成为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的共同追求；在抗战中后期，国统区及沦陷区的文学突出了批判、暴露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解放区文学的“新人”常带有十分浓重的中国传统道德的风范，而具有西方个性解放色彩的人物则开始成为批判、嘲讽的对象，不再具有“新人”的特征。因此，“‘五四’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辉起点，就是因为它在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学，吸收、借鉴西方文学以及世界文学取得密切联系的问题上，采取了毫不含糊、毫不妥协的坚决态度。”①熟悉那段现代文学研究史的人今天都明白，这种崭新的文学史规划是要把“五四”拿到“80年代”文学场域中来，它是要响应“思想解放”潮流对文学史变革的号召。 一、“五四”与“文化专制” 某种意义上，批判和否定“文革”的“文化专制”就是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最大时代语境。而对“文化专制”的否定，又为“五四”在80年代的“重新出山”准备了一整套理论话语，如“民主”、“自由”、“个性”、“反封建”等等。“五四”作为80年代知识界的“元话语”，在此基础上有力配合了国家所发动的“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文化思潮。 但是，以“五四”为武器来批判“文化专制”不是笼统而言的，而是有着时代意义上的专指。王瑶在《现代文学的历史特点》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五四’文学革命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向封建旧文学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而“‘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的历史性变革，集中地表现为大大加强了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文学与进步的社会思潮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的自觉联系。”这种“社会思潮”和“人民革命运动”排除了其他“思潮”和“运动”，它特指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40至6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在此意义上的“十七年文学”仍然是一种跨时代的“解放区文学”）。“左翼文学运动”“提出了以‘农工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和表现对象的要求”，“在创作实践上，进行了正面表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斗争和塑造觉醒中的工人、农民形象的艺术尝试”。在《讲话》的领导下，“锻炼出一支熟悉工农兵生活并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新型文艺队伍”，“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他们的语言受到了作家们高度重视”。文学与人民在革命话语中深度结合的传统，“在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文学潮流”。于是在王瑶看来，由“五四”反封建和专制主义、提倡科学和民主中转型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包容“多种创作方法和流派”、“外来文学营养”、“民族化”等并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始终的文学精神。“十年内乱中，政治生活的逆转，人为地遏止了正在发展着的上述趋势”，而新时期，“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它成为“歌颂和赞美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的时代潮流中的一支生力军。② 对“文化专制”的专指性论述，是要废除它与“文学革命”、“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等知识谱系早已达成的历史协议，把它重新捆绑到“五四”之前的“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上，从而为“新时期”（实际是“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合法性铺平道路。这种被1980年代时代语境定义的“文化专制”，被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对立面上。也就是说，放到了“民主”、“自由”、“个性”、“反封建”，当然更重要的，是放到了“人民革命运动”、“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振兴中华”、“四化”等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关键概念的对立面上，从而完成了将它“狭窄化”，或者说“80年代化”的历史过程。它由于被定位为“四人帮”的“个人产物”，于是与1919年至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思潮”、“人民革命运动”施行了外科手术式的切除和分离。因此，经过这种切除和分离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就具有了王瑶所概括的“人民的文学”和“进入世界文学”的那种“纯文学”的“历史特点”。所以，至今现代文学的很多人，都照此将“现代文学”看成是一种非常“干净”的“纯文学”。 但是人们意识到，“80年代”的“五四”要与“80年代”所建构的“文革文化专制”做斗争，仅仅依靠文学界知识分子的力量是不够的，它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结为最可靠的同盟军才能达到历史的目的。这种通过“团结大多数”来“孤立少数”的历史谋略，也被运用到“80年代”现代文学的自我建设之中。而这种将“五四精神”的“泛化”和“社会化”是要获得最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这种支持就能使以“五四”为价值核心的“80年代现代文学”的合法性建立起来。通过王瑶的表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精神”经常被等同于“人民群众”、“左翼文学”、“工农兵生活”、“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民族化”、“建设四化”等等概念；通过将“五四精神”的“泛化”，“五四”终于走出知识者“孤芳自赏”的精神状态，既实现了与“文学革命”、“解放区文学”的结合，更实现了与解放后主流社会意识的密切结合，它之成为“80年代”正统意识形态之一部分也就势所必然。显而易见，这种站在“全社会”视角的对“五四”的理解，与前面钱理群们站在“知识精英”（所谓“理想人性”）的视角对“五四”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差异性就在于，王瑶比钱理群们更敏锐地意识到，只有与“80年代”正统意识形态相结合，才能最终置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文化专制”于死地，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才不会成为一个胎死于“知识精英圈子”的乌托邦方案。应该说，作为老师的王瑶比学生辈的钱理群们更能深刻地洞察中国的国情，同时也最为了解80年代中国的语境，于是他们借助将“五四”语境化就使现代文学研究冲破“80年代”所建构的“文化专制”的重重阻挠而变成了一门合法性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