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曾出现过不少“日本通”，其中，周作人更以其在日本学研究诸领域的精深造诣被日本学者竹内好推为“知日三白眉”之一。作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长期以来，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视阈中的周作人研究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而作为现代中国大学日语教育的重要先驱者，周作人的日语学习者、教育者的身份却在众多“宏大叙事”中被无情忽略、遮蔽，其日语观的研究也因此乏人问津。本文试图以此为着眼点，使一些周作人研究的若干“边角料”在中国日语教育史的视阈中还原出其应有的学术价值。 一 从“敲门砖”到“草花”生趣之发现 近代以降，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培养通晓外语的新式人才成为时代急需。尽管倭仁与许銮等保守派士大夫、文人以尊崇中学、保卫汉语、防止西人的宗教渗透为由，对外语教育予以激烈抵制；而与其针锋相对的洋务派、维新派“知识阶级中间有一种忧虑，怕中国要被外人瓜分，会得亡国灭种，想要找出一条救国的路来，这就是所谓新学，而要理解新学又非懂得外国语不可”。① 不难看出，外语成为新派知识分子“师夷救国”的工具。② 如唐宝锷、戢翼翚所言：“输入文明之先导，不得不求之于语学”。③ 在“后来者”周作人看来，保守派士大夫的“大少爷态度”固然可笑④，洋务派、维新派的“外语曲线救国论”也未见高明：“专靠从外国语去求得新学以救国，这个想法或者是太简单太旧了一点了也未可知”⑤；而若单从“外语工具论”的角度而言，则江南水师学堂时期（1901－1906）的周作人其实与其前辈的认知并无二致。在这所洋务派新式学堂里，周作人所学的“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专门知识”“都用的是英文”。⑥ 一如前人，周氏曾明确地将英文定位为接触西学的“敲门砖”，在该校六年的学习以我国最早的自编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作为课本，以拷贝纸印的《华英字典》为参考书，“为的是读一般理化及机器书籍”⑦，“有时利用来看点书，得些现代的知识也好，也还是砖的作用”⑧。离开水师学堂34年后，周作人的观念似乎仍未有所改变：“……如学英文，谈话通信，学习理工各科，固有裨实用，或藉以窥知希腊罗马古文化，通达科学文明之本源，即读小品散文，得挹取亚迪生、阑姆一流的精华，加在中国文学潮流中，亦是大好事也。”⑨ 1906年周作人赴日后，“在东京的头两年，虽然学日文，但是平常读的却多是英文书，因为那时还是英文比较方便，一方面对于日本的文学作品还未甚了解。”⑩ 基于“为求知识起见必须多学外国语”的“工具论”自觉，周氏甚至意欲学习俄文和希腊文，以期通过多开几面“窗户”，“放进风日，也可以眺望景色。”(11) 周作人的日语学习始于东京神田区骏河台中华留学生会馆中的日语讲习班。然而由于个人的懒散、课程进度的迟缓且无文凭压力，周氏对此班课程似乎不甚热心，“大约一星期里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在菊地勉先生的指导下打下了语言基础，而这些基础知识“于我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始终与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有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所以开头这几年，我只要学得会看书看报，也就够了”。(12)“这种情形一直持续有三年之久，到鲁迅回国为止。”(13) 一切生活琐事皆由鲁迅代劳，就为周作人广泛地阅读，从而从容、深入地了解日本文化赢得了时间。实际上，在晚清民国之际，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之间巨大的隔阂，日本更多地充当了中国知识分子触摸西学的走廊，“中国知识界普遍对日本语言的‘工具性’和‘中介性’强调有余，而对日本语言和日本文化自身独立价值的则认识不足。”(14) 而周作人却是一个异数，周氏之留日原本就带着“异文化理解和体验”的关切自觉，这里的“文化”指向了日本固有的本土文化，而非其他“留日派”艳羡的“东洋之西学”： 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可是我们去的人看法却并不一致，也有人认为日本的长处只有善于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来留学便是要偷他这记拳法，以便如法炮制。可是我却是有别一种的看法，觉得日本对外国文化容易模仿，固然是他的一样优点，可是不一定怎么对。譬如维新时候的学德国，现在学美国都是，而且原来的模范都在，不必要看来模拟的东西，倒是日本的特殊的生活习惯，乃是他所有也是独有的，所以更值得去察看一下。(15) “学外国文的目的第一自然是在于读书”(16)，周作人赴日初期的日语学习也“专是为的应用，里边包括应付环境，阅览书报”(17)，并为此“像普通学生们一样”大量阅读《读卖新闻》与《朝日新闻》等主要日文报纸和一些文学杂志，而这些又成为周作人接触日本近代新文学的重要渠道。新闻小说独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一大特征，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尾崎红叶、黑岩泪香等不少作家都是知名的新闻小说家。周作人赴日初期（1906－1907年间）正值日本近代新闻小说的全盛时期，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夏目漱石辞去东大讲师教职、以《朝日新闻》专栏作家身份的登场。报纸上连载的漱石文学对周作人的吸引力不可小觑，周氏本人也坦言：“读日本文书也可以说是从夏目起手”的，“从前在赤羽桥边的小楼上偷懒不去上课的时候”（此间周作人就读于日本立教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及古代希腊语——引者注），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漾虚集》、《鹑笼》以至《三四郎》、《门》等作“差不多都读而且爱读过”。众所周知，漱石的文学创作主要发生在“言文一致”运动之后，其文学语言的口语化也是周作人喜读其作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曾“常劝学日文的朋友们读”漱石的作品：“学日文的人如目的只想看普通讲学的文章那也算了，若是从口语入手想看看文学作品的，不读夏目的小说觉得很是可惜”。(18) 这种安适的读书生活好景不长，三年后，由于鲁迅回杭任教加之与羽太信子的结合，使原本对日语学习不甚积极的周作人猛然发现“以后家庭社会的有些事情，都非自己去处理不可，这才催促我去学习”。须在异域独立处世的生活变动使周作人意识到此前接触的“书本上的日本文”与“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间的深层断裂。而单凭漱石的小说显然无法填补这一巨大的“鸿沟”，周作人决定从“现代的小说和戏曲”中“挑诙谐的来看，这在文学上便是那‘狂言’和‘滑稽本’，韵文方面便是川柳这一种短诗”，并选取富山房出版的《袖珍名著文库》中芳贺矢一编《狂言十二番》、宫崎三昧编《落语选》、三教书院出版的《袖珍文库》中的《俳风柳樽》初二编等几种小书作为教科书。“川柳在现今还有人做着，落语则在杂场里每天演着，与讲谈音曲同样的受人欢迎。现代社会的人情风俗更是它的很好资料，闲来到‘寄席’去听落语（周作人所住的本乡西片町街尽头的铃木亭便是此种‘寄席’——引者注），便是我的一种娱乐，也可以说学校的代用，因为这给予我语言风俗的帮助是很大的”。(19) 在落语和狂言等日本世俗文学文本中，周作人发现了日本语言文字中的谐趣，这在中国本不缺乏，却早已被道学家们摧毁殆尽。归国后，周作人甚至以以上诸书为蓝本，译出了《狂言十番》、《日本狂言选》等，并“曾经计划翻译出一册‘日本落语选’来”。(20)“寓知于谐”的日语学习经验对周作人其后的民俗研究、甚至文学上“平民趣味”间的内在关联因逸出论域，暂不涉及；最低程度上，由报纸、文学杂志至诙谐而富有情趣的世俗化文学作品，读书趣味的“雅俗转换”，确乎使周氏的日语语言观也随之发生了“知趣合一”的重大转变：“我的关于日本的杂览既然多以情趣为本，自然其态度也与求知识稍有殊异，文字或者仍是敲门的一块砖头；不过对于砖也会看看花纹式样，不见得用了立即扔在一旁。”(21) 由此不难看出，尽管仍然坚持将外语视为求知的“敲门砖”，但周作人却从日语学习中发现了异于其他语种的“纹样”，而由“外在工具论”到“本体趣味说”的演进则源于其语言习得上的“内向化”转变。周氏指出：“语言文字本来是工具，初学或速成者只要能够使用就好了，若是想要研究下去的，却须知道这语言也有他的生命，多少要对于他感到一种爱好和理解。”(22) 语言只有以社会生活为背景才会获得生命，这早已是不需论证的命题，周作人语言生命之发现，也与其置身日本世俗社会的深切体验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