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一位把文学创作看作自己最重要的人生使命的作家。我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王蒙的小说创作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时期。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1989年第二期的《坚硬的稀粥》在当时文学界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获第四届（1989—1990）短篇小说百花奖。这部小说展示了一个典型的传统的中国旧式家庭。凭借传统习惯和论资排辈维持着超稳定生活的家长制，便是这个家庭的最大特色。随着时代的前进，它也力图变革，但因历史的负累太重，现实的环境落后，使得前进的步履艰难缓慢。它使读者自然联想到我们80年代的现实生活，这个家庭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坚硬的稀粥》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后，被《小说月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影响非常大。王蒙一系列能够代表自身小说写作最高成就的作品，均写作发表于80年代，如《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在伊犁》系列小说、《活动变人形》等。 在此，我想以重读王蒙系列小说《在伊犁》的感受为例谈及王蒙的创作。 我对于王蒙系列小说《在伊犁》的最早阅读是在小说发表的当初。王蒙这个系列小说中的八部中短篇小说创作发表的时间，是在1983年—1984年这两年之间，并于1984年结集为《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充满了理想主义激情的1980年代，现在被普遍地描述为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样一种情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着1980年代与当下的市场经济时代这两个不同时代之间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却也说明着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状况的变化之迅速。80年代初期的王蒙，在亲身经历了“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这样一种特别的人生体验历程之后，刚刚从一个噩梦般的时代中走出来，刚刚获得了可以重新拿起笔来从事自己万般钟爱的文学创作的权利，因此在他这个时期几乎所有小说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都不难感觉到有某种按捺不住的生活激情的存在。即使是在他的这一部主要描述表现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系列小说中，这样一个特点的表现也是十分突出的。我以为，王蒙的这部系列小说中，之所以释放出了相当充分的对于生活与人性的善意，与作家当时这样一种特定的创作心态之间，其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联系。 重读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首先应该注意到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存在。在作家出版社1984年最初的那个版本中，收入的中短篇小说一共是九篇。与后来被收入《王蒙文存》（2003年9月版）中的版本相比较，多了一部中篇小说《鹰谷》。关于这部中篇小说，王蒙在小说集的后记中曾经有过特别的说明：“另一篇小说《鹰谷》，写的则是离开伊犁以后的一段经历，虽不属于‘在伊犁’的范围，整个写法、事件、情绪，都与《在伊犁》诸篇一致，可说是《在伊犁》的一个延续、一个尾声，故而亦收在这里。”虽然王蒙在《王蒙文存》中没有特别说明为什么要将《鹰谷》一篇从小说集中抽出，但按照我们的一种猜测性理解，既然《鹰谷》中具体所描写表现着的已经是离开伊犁之后的一段经历了，那么，从一种更契合于系列小说思想艺术主旨的角度出发，将《鹰谷》一篇专门抽出，以更好地保持该系列小说的纯粹性，就应该是王蒙进行篇目调整的根本理由所在了。 正如同王蒙在新疆度过的十六年生活在他的整个人生历程中占有着一种特别的地位一样，我认为，王蒙记载自己“在伊犁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人和事”的系列小说《在伊犁》，在王蒙终其一生的总体创作中，也同样占有着一种重要而且特别的地位。虽然，在此之前，除了极个别的论者之外，并没有更多的研究者特别看重他这个系列的小说创作。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大约只有作家王安忆与批评家张新颖在进行对话时，对《在伊犁》做出过较高的评价。王安忆说：“他的作品我最喜欢两个，一个就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第二个就是《在伊犁》。”“我就觉得《在伊犁》吧，王蒙完全放下对政治的意见了。这也许和环境有关系，他就是在很底层，这些人就是吃饭睡觉还有爱，除此，什么事都和他们不相干，这样，就潜到了方才说的汪曾祺所安身立命的生活里；还有一个文化影响，伊犁么，就是有波斯的语言风格，装饰性特别强，很华丽的，它就是阿拉伯过来的，是一种装饰文化，你看《在伊犁》里面人物说话，全都是废话，但是那么华丽的废话，我觉得他这个写得非常好。我觉得他，利也好弊也好，就是他对什么事情都有意见，非常尖锐的意见。可是如果少点意见呢？曾经在青岛开了一个王蒙的讨论会，最后一个项目是漫话王蒙，让我们每个人都说一段王蒙，我就说王蒙太聪明了，能不能稍微不那么聪明一点，我觉得他真的是太锐利了，写作要钝一点，钝的话你的面就宽了。”① 然而，王安忆们虽然对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有着较高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一来并不够全面，二来也只是更多地停留在对话时的某种感性层面上。因此，我们当然有必要就这个话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学理性探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虽然王安忆们的确对《在伊犁》系列小说有着不俗的评价，但令人感到有些遗憾的是，这样的一种评价却很显然并不具有主流性的影响。这自然也就意味着，王安忆们的这样一种看法并没有能够在学术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力，意味着王蒙的这个系列小说仍然没有能够获得一种足够高的普遍评价。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对近些年来影响比较大的几部当代文学史著作稍作了解，就不难得到一种有力的证明。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谈到王蒙时，根本没有提及到他的《在伊犁》系列小说。洪子诚一方面强调王蒙小说的基本主题，“是个体（大多是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与他所献身的‘理想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则认为王蒙所采用的主要小说体式有两种。一种是“类似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方法，以主要人物的意识流动来组织情节，结构作品”，另一种“运用的是戏谑、夸张的寓言风格”。总之，“他似乎有意离开了规范的‘写实’小说的路子，放弃了专注于典型情节的构思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他更关心的，是对于心理、情绪、意识、印象的分析和联想式叙述。这形成了一种变动不居的叙述方式：语词上的变化和多样组合，不断展开的句式，对于夸张、机智、幽默才能的充分展示，等等。”② 不管怎么说，人们普遍地把王蒙看作是生活与文学中少见的智者。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这样的特点，才导致了王蒙很多文学作品中那样一种简直就是难以自控的炫智式叙述，才形成了王蒙总是江河俱下滔滔不绝的叙事话语风格。必须承认，洪子诚对王蒙的概括还是相对准确的。但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洪子诚的上述概括对于王蒙的《在伊犁》来说，却可以说是基本无效的。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同样是一部产生了不小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其特点一方面是从头至尾都贯穿着陈思和自己创造出的诸多文学概念，另一方面则是所谓的以“作品”为主。但是，在涉及到王蒙时，陈思和所选择的细读文本乃是短篇小说《海的梦》，与《在伊犁》同样没有发生关系。即使是到了刚刚出版的孟繁华的《中国当代文学通论》中，作家对于王蒙的基本理解也没有能够发生太明显的变化。对于王蒙，孟繁华强调的是所谓“少布精神”的重要性：“然而，王蒙完全是以一种赞赏的、投入的、甚至是怀有郑重的敬意来写他心爱的主人公的。他要实现的是‘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对于祖国大地、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的追求’，他要‘春光唱彻方无憾’。不只《布礼》，《蝴蝶》中的张思远、《杂色》中的曹千里、《相见时难》中的翁式含等，他们的原型与钟亦成都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当批评家李子云用‘少布精神’来概括王蒙的作品时，王蒙竟被感动得‘眼睛发热’”。“但他的‘先锋性’的形式所表达的仍是他青年时代的‘少布精神’，他仍没有超出‘形式服务内容’或‘体用论’的古旧思想。这一策略性的考虑，本身就与‘现代’无关。”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