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7－0103－07 1958年1月，梁斌《红旗谱》的出版发行，无疑推动了新中国红色经典的创作热潮。这部洋洋80余万言的鸿篇巨制，以发生于冀中平原的革命风暴为时代背景，以朱老忠和严江涛为故事情节的主人公，气势磅礴地再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在《红旗谱》问世后的40多年时间里，国内学界曾对其给予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阐释——现代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① 与“复制革命历史”的媚俗之作。②但无论人们是“褒”或“贬”，他们喋喋不休的争论焦点，主要还是有关“宏大叙事”的真实性问题。而我个人的阅读体会却完全与众不同：《红旗谱》并非是描写什么“农民革命”，“农村”与“农民”都只不过是一种艺术载体，作者自身的真实意图，是要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理想。然而，“农民阶级”并不等于“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故梁斌把朱老忠等农民直接写成“无产者”，则充分反映出了他本人理论修养的先天不足；“艺术想象”也不等于“历史真实”，这是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故论者不加分析地将两者机械“对位”，则又集中体现了他们审美判断的重大失误。因此，本文将以作品文本为事实依据，以“错位”与“移植”为理论视角，去客观还原《红旗谱》的创作理念，并附带谈一下这部“红色经典”的艺术缺陷。 一、“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概念置换 梁斌说他创作《红旗谱》，“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写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文本实践，又被归结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多少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梁斌来说，他当然知道“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但由于参与革命者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村或农民出身”的历史缘故，所以他必须去大力提升农民“同盟军”的精神境界，以便使其具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文理想。③ 这应是作者艺术策略的高明之处。而新老论者却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他们将朱老忠等农民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英雄行为”，视为是“工人阶级崇高感情”的集中表现；④ 强调《红旗谱》雄浑悲壮的“革命叙事”，生动地揭示了落后农民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的内在契机”。⑤ 由此可见，无论是作者还是论者，他们都有意识地混淆了“农民”与“工人”的阶级属性，并在概念混乱的逻辑关系中实现了“阶级”身份的相互置换，进而造成了人们对于《红旗谱》人物形象的判断失误。 《红旗谱》绝不是一部书写“农民革命”的英雄史诗，而是一部借助于农民形象去表现无产阶级政治理想的艺术读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哲学的理论核心，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马克思始终认为现代产业工人，由于被彻底剥夺了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所以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反观马克思对于农民的态度，却是十分悲观的，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不仅视农民为“保守”，甚至还认为他们的思想“是反动的”。⑥ 原因就在于“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故马克思反复强调农民如同散沙而“没有形成一个阶级”。⑦ 那么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革命，究竟是怎样“在缺少无产阶级基础的情况下使这项事业获得成功”呢？⑧ 这恐怕是所有外国学者都在共同关心的理论命题。其实，毛泽东早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初期，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农业无产阶级”的独特概念，⑨ 他将富有农民与贫苦农民划分为两大阶级利益集团，⑩ 进而根据“穷则思变”的逻辑推论，(11) 理所当然地赋予了农民以“阶级性”和“革命性”，并一再告诫党内人士：“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12) 梁斌对于毛泽东有关“农民革命”的思想理论，应该说是心领神会、揣摸透彻并且也表现得十分到位，《红旗谱》中那些“最聪明、最智慧”的普通农民，他们之所以“阶级意识非常清楚”，“具有那样坚强的反抗性格”与“高贵品质”，(13) 恰恰是艺术化地诠释了政治领袖的“农民革命”说。然而，梁斌从其动笔伊始就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现实难题：朱、严两家与“锁井镇”的多数农民，基本上都是些小有资产的“自耕农”，像朱老忠家有三间土坯房、几亩薄地和一头牛犊，严志和家有几亩“宝地”、一头耕牛以及房产，其他人如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等人物，也都有房有地、养猪喂牛、经济上自给自足，这些农民在毛泽东的阶级论述当中，显然还不是那种“穷则思变”的贫苦农民，而是属于安于现状的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14) 也许梁斌写的的确是当时农民的实际状况，但是为了要真实地再现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原貌，就必须使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无产阶级化”，也就是说，必须对自己笔下的农民形象进行大规模的人为改造——“改造”不仅导致了农民精神品格的巨大变异，而且也导致了农民社会身份的严重错位。这是人们在评价《红旗谱》时，往往容易忽略的审美盲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