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一直被目为“最后一个士大夫文人”，但是考察他的思想和创作，起着巨大催化作用的是“五四”的新文化精神。 “五四”精神是一个博大的话语系统，包括了丰富的文化内，以文学革命开始的启蒙理想中，就囊括了对于人的发现，反对名教的思潮开辟了对平民的重视，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还有对于民间文化的发掘。文学革命一开始就包括了语言形式的革新，科学、民主的旗帜影响了东西方文化交汇时代，宏大的中国现代学术格局的建立。文学史的写作重新调整了古典文体的秩序，新的科学理念、方法与古老的学术传统相结合，大批学贯中西的学人开辟出新的学科领域，为古老的文化学术打开新的研究维度。睁眼看世界的潮流促进了西方文学典籍的翻译、西方文艺理论的介绍，域外文体与各种艺术门类的引进，都是新文化运动推动的丰富实践。在这个广大的背景中，大批的新文学作家一开始就是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活动。他们创作的新体文学随着近代兴起的报刊业迅速传播，逐渐进入新式教育体制的课本。这场思想革命的精神以语言的魅力，渗透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发生持久的影响，并且成为一代一代人思想资源的组成部分。 这一切都是汪曾祺成长时代的思想、学术与文化的背景，影响到他人格的形成，延续在他一生的艺术活动中。 一 汪曾祺生于1920年，距“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已有三年。故乡水陆交通枢纽的高邮小城得风气之先，具有维新倾向的儒商地主家庭迅速地感染了新的文化风潮，祖父汪家勋订着《生活周刊》。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他把所有学龄子女都送进了新式学校。汪曾祺的父亲毕业于南京的高等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在他的思想、性格与生活方式中融为血肉，除了江南才子一般的风雅习性之外，还是一个运动健将，是兼容新旧的人物。1925年，高邮一成立幼稚园，就让汪曾祺入学，使他一开始就受到“五四”精神之女的新式教师影响，具体地感受到师恩母爱的情感力量。读初中的时候，在新派教师的引导下，开始阅读新文学的作品，接触了从鲁迅到左翼文学的所有作家。从家庭到学校，“五四”的精神作为成长的意义空间中的组成部分，点点滴滴渗透在他的人格中。他读初中的时候，说服从祖父母把养在外面的异母弟弟接回家，并且抽空辅导他的文化课，使他可以进入学校读书。从中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念，表现在他的行为实践中。随着成长过程中的自觉汲取和不断校正，他几乎是以五四的精神为灯塔，批判社会、评价文化传统、构筑自己的艺术人生理想，开拓出独特的艺术世界。晚年，他自我定位：“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① 中心词是8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正作为人道主义被重新阐释。同时，也可以看到“五四”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理念，一脉精神潜流始终都与动荡的历史一起奔淌，直接受到浸润的一代人迅速地摘取面具，恢复本来的社会人生理想。在这个转变中，汪曾祺是最轻松的一个。原因大概是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他都离“五四”相去不远。 1938年，日军进驻高邮之后，他避难于一个小庵，随身带的书中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都是“五四”以后的出版物。一个来自域外，一个是新文学的产儿。这两本书奠定了他当作家的人生理想。1939年，他转道越南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沈从文的吸引是重要的因素。他在这所教育史上奇迹一样的大学里，前后呆了五年，最后以肄业结束学生生活。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教师，显然是新文化精神的化身。一批著名的新文学骨干作家成为他的业师，沈从文则是他终生信服的导师。言传身教与争论辩驳之中，五四的精神春风化雨，融入他年轻的头脑，使他的价值观得到构型。此外，卞之琳等正当年的翻译家们也在那里任教，他通过他们当时出版的译作，迅速了解了西方世纪之交的文学潮流，形成自己基本的美学理念，包括了自觉的文体意识。追求创造的独立人生理想，在文学形式的自觉中，也透露了五四精神的一个侧面。联大必修的大学国文课本，辑录了从鲁迅到林徽因所有著名纯文学作家的作品，这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丰硕成果，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以不同的文体孕育了他的人生观和社会伦理理想，以及个人自由创造的文体探索意识。外来暴力的蹂躏，迫使知识者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精神，寻找健康的文化源头，重铸民族的灵魂，也由此达到自我的确立。这一切都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启发着汪曾祺对于五四精神多方面的深刻理解。同一时期，他还结交了不少文学同好，多是年龄相近的青年学子。面对民族与个人的双重危机，他们以顽强的学习与创作为基本的人生价值取向，在困顿潦倒的生存处境中，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民族存亡续绝的事业。这些人后来不少都成为自己领域中的大师，奠定了共和国的学术文化基石。在这样一群师友的切磋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才能得以顺利萌发生长，最初的作品就是发表在联大中文系师生的刊物《文聚》上。他在朋友的影响下，多次参与了话剧演出，包括曹禺的《雷雨》的演出，他在其中饰演鲁贵。话剧这个形式本身是外来的，剧目也是新文学的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裹挟着他。加上西南联大自由、平等、博雅的风气，都使五四精神内化在他的生活方式、人格修养中。晚年他写了多篇文章，回忆西南联大的师友，总结西南联大的学风，概括西大联大的文化精神，都可以看作“五四”精神薪火相传的感性记忆。八、九十年代，整个社会弥漫着对于五四导致文化断裂的怨怒，他力排众议，认为“五四并不是什么断裂。”那些文化革命的主将都是“旧学根底很深的人”。② 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阐释五四融汇中外古今而形成的基本精神，可谓一往情深。当然他对于五四时期一些激进的口号也提出了质疑，比如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不以为然。这和他幼年的儒商家庭的文化教育、祖籍安徽的乡土背景、对于中国散文文体的感悟，以及温和的性情都有或现或隐的关系，更主要的原因是痛感于当代美文的丧失，认为真正的断裂是在四十年代。这样看来，他其实是以对“五四”激进思潮的排斥，来寻觅“五四”美文的源头。在未曾流失的时代的文本中，发现民族语言的魅力，这在他对于沈从文语言文化源头的分析中体现得最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