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2－0011－08 在《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上，获得登场机会的“诗歌流派”共计64家，[1]其中明确标明来自四川范围的达11家之多。① 大展用公开发表形式使四川第三代诗歌集束亮相，这既显示出该地域诗群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将它们传播到了更广范围。② 但是，四川第三代诗歌并非1986年冒出来的雨后春笋。早在1982年10月，四川高校各路诗人代表就啸聚重庆“西师”（西南师范大学），率先提出“第三代人”口号；1985年，成都以“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名义编印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开辟“第三代诗人自选诗”专栏；第三代诗歌代表流派，如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也于此前结集人马，挑出旗号；出现于文学史的代表诗作，如李亚伟《中文系》、杨黎《怪客》、周伦佑《带猫头鹰的男人》等，也于1984年左右写成，并以各种形式传播开来。可以说，大展之前，四川诗群旗幡招展，民刊星火激荡，诗人穿梭往来，盆地之中第三代诗歌早已鼓声阵阵，圈子自成，且与外界互有联系，秋波频递。 如此势态形成，显然不仅是诗人创作之功，它还与复杂的诗歌传播活动紧密相连。对此进行一番考察，无疑有助于认识蜀中第三代诗歌的生成境遇，也有益于探析1980年代诗歌的历史现实。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认为，文学传播“可以从发表行为和发行的圈子这两方面来谈”[2]，第三代诗歌传播无疑也体现在这两方面。但由于其长时间的民间地位和地下性质，这两方面与公开刊物上作品的传播显然有所不同。事实上，在传播场所、活动城市、行为方式等方面，四川第三代诗歌都有着独特面貌。其发展和传播，一开始就与大学校园、城市空间、自办刊物等紧密相联，并与“环滁皆山也”、偏居西南而又自成整体的四川地域特点有所关联。那么，四川第三代诗歌究竟怎样在传播，其行为和圈子是怎样的，其传播与时代风潮有何关系，它们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些问题，正是此处从文学社会学角度来考察的重心。 一 大学“民间”：从1982年“西师”聚会说开 经过19年轮回，1982年国庆节与中秋节再次于同一天重合。三天假期，部分高校诗人代表于“西师”聚集：“三个主要方面军在这里汇合了：成都的胡冬、赵野、唐亚平等5人代表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三校诗社，万夏和朱志勇等代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和马拉等代表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近30名诗人在这“争吵的三天，狂饮的三天，白热颠覆的三天”之后，正式提出“第三代人”口号，并决定出《第三代人诗集》。[3]此前夏天在成都策划“聚会”时，万夏、胡冬、廖希等人就认为：“如果我们联合起来，肯定可以和‘朦胧诗’打一架了。我们的诗歌毕竟和他们不一样……”[4]206尽管还不能明确称之为第三代诗人，但这般“联合”，却使他们“不一样”的诗歌传播了开来。万夏回忆：“刚刚去的时候，大家就聚在一起，20多个人，轰轰烈烈的，把所有诗歌全部摆在桌子上搁起，一大堆啊。还真是一场盛会。我记得我们挤在一张桌子边，床上、桌上、地上全部都是诗。”[4]207此般热闹非凡，却正是他们的一种诗歌传播方式。从这次非校方组织活动可见，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一开始就与校园紧密联系，且表现出了强烈的民间性质。 其实，1982年前后高校文化氛围，对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的影响，首先就值得注意。高校是社会重要组织，有着特殊的年龄群体和知识结构，它既敏感着时代思潮、社会氛围的变化，又推动着这些变化出现。随着大学招生制度改变，社会思想意识开放，各种新颖思潮涌进校园，全国高校气象一新，兴起一阵学生办刊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78—1980年全国有100余所高校编印出版了大学生文学刊物约200余种”。[5]四川高校中，也出现了十分频繁的校际交流和学术活动：“1980—1985年，全省高等学校共聘请长期讲学的外籍语言学专家和教师444人、短期讲学的专家938人；共派出考察、讲学、参加学术活动等各类人员572人次；有19所院校先后与美、英、加等国的近100所大学或组织建立了教育交流关系，根据协议进行了人员、图书资料、学术论文等方面的交流；有24所院校先后接待外宾3000多批、44000多人次。”[6]1026如此状况，无疑有利于增强学生思想文化活力，为诗歌传播营造氛围。那时，校园里“到处都能遇到诗歌，教室，树荫下，图书馆，街头报栏，书籍扉页，联欢会，夜间散步——因争相搀扶一个俄语系女生（娇喋喋扭了脚），手指头细腻了好久好久——所有的开场白。春天的阔叶林和街头梧桐诗兴大发”，[7]716钟鸣如此描述“西师”。成都高校也是“有很多文学社团”，“经常开讲座”，如欧阳江河的诗歌讲座就“一发不可收拾”，[4]413受到热烈欢迎，“有的大学讲过两到三次，像川大。陆陆续续的，持续两三年”。[4]433广泛意义上的第三代诗人，如钟鸣、尚仲敏、胡冬、赵野、唐亚平、万夏、李亚伟等，该时期都正在大学里“轰轰烈烈”“甚嚣尘上”。[4]337后来领军“非非主义”的周伦佑，也在西昌农业专科学校做着图书管理员工作。身临其中，东风凭借，四川第三代诗歌自然易在大学园林里纵横开来。 那么，四川第三代诗歌在校园中究竟是怎样传播的呢？其中，相互传抄、朗诵交谈、自办刊物、朋友来往，以及标新立异的行为，都成为了盛行的传播方式。1980年进入南充师范学院的万夏，看到中文系学生张贴的文学专栏，故而“把自己写的东西恭恭敬敬地誊写出来，拿给几个老哥哥看，他们说写得好写得好”，继而“大家相互崇拜，相互影响，那时候有一点儿什么好东西立刻就相互抄。”[4]197-198 1981年进入四川大学物理系的覃贤茂，在“第一教学楼宽大的门厅中”，看到赵野等办的第一期“白色花”黑板报，随后加入这道“奇异的风景线”，“作长夜之谈”，“谈诗歌，谈人生，谈爱情”。[4]336校园中第三代诗歌，正是在这种专栏板报、誊写传抄、交往谈论之中展开了传播。在僻远的南充师范学院，学生自办刊物大量涌现，万夏等人办《彩霞》、李亚伟和胡玉办《刹那》，“这两伙诗歌墙报作者又因都用金盾牌硬面记录本写作而合并成《金盾》。”[8]几人聚合组成莽汉主义诗派雏形，并通过公开朗诵形式传播“莽汉诗”。万夏回忆：“我当时把‘莽汉诗’拿出来朗诵的时候，包括我们学校的写诗的和不写诗的，以及社会上一些朋友，全部都目瞪口呆。他们就是觉得更像谩骂，哈哈，更像一场谩骂，吵嘴”，尽管一时不被接受，但这种异质诗歌强烈冲击了学生的审美观念，“后来就是这些反对的人，写的诗歌也开始像这样子了。他们后来想啊，觉得，这些东西恰恰是他们需要的。就在那半年多，人人都在写‘莽汉诗’，包括我们学校的这些。”[4]214这也正是校园内第三代诗歌传播的一个代表性例子，这些传播也不仅限于以上所提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