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文学、影视等领域出现了一大批回望艰难建国历程、讴歌伟大革命历史的作品，这些宏大叙事类作品承载着对国家、民族历史的深沉情感，激发着人们对历史及其规律性的深入思考。 然而，宏大叙事类作品能够在面对种种质疑乃至“消解”时仍占据我国文艺阵地的主流位置，所凭藉的，究竟是其与意识形态的天然默契，还是其深邃辽远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境？这是一个在文艺史上始终争议不清的话题。所以，借着当前此类作品大量涌现的契机，去探讨宏大叙事在当下语境的命运，思考宏大叙事的起伏发展与社会结构、文化思潮以及政治、经济形势之间存在怎样的微妙关系就有了格外重要的价值。 ——《中国艺术报》编者 宏大叙事与文学主流 马相武 ●如何全面地、科学地总结和运用宏大叙事的成功经验，以创造性的审美文化姿态去投入独特的宏大叙事写作，是崭新而激越的时代赋予探索中的文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引言 宏大叙事是一个被广泛采用的专业术语，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艺和文化问题，在小说、影视等文艺创作的实践和理论领域中都是一个有着持久言说价值的话题。但作为研究课题，总的来说在国内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引用这一提法或在某些方面涉及这一问题的著作与论文固然数量不小，但专论性的学术著作几乎没有，以其作为标题或第一主题词的研究论文也寥寥无几。在不同的语境下，对不同的言说者而言，由于各自价值取向的不同，在面对宏大叙事的写作模式和具体作品时，对它们的态度也会产生褒义、贬义和中性的差异。同时，由来已久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口号和主流文艺理论话语，也赋予了宏大叙事一些相近提法，使之更加复杂化。所以，厘清这一概念的内涵，从理论上探讨其与各种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诸多作品中考察其美学形态，对于今后的宏大叙事类创作，无疑有着格外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宏大叙事与多种文化思潮 从本源上讲，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往往与在较大范围和纵深时空关系中的理想性和建构性的写作主题与叙事目的有关，有着一以贯之的主旨和完整、全面、统一的叙事内容，它主要是指启蒙运动以来所构建的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主义神话的“大叙述”。“宏大叙事”一词的产生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特别是利奥塔的反“宏大叙事”界定有关。利奥塔将“后现代”态度界定为“不相信宏大叙事”，对启蒙运动以降的现代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他拒斥宏观理论而推崇差异与悖谬推理，试图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解构宏大叙事。从思想特征来看，宏大叙事往往强调总体性、宏观理论、普遍性，与个体性、解构、差异性相对立。而在具体作品中，宏大叙事又往往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特别是那种革命史题材的宏大叙事，往往与细节描写相对，与个人叙事、私人叙事、日常生活叙事、草根叙事、民间叙事相对。在此，我们应当注意到，各种历史哲学和文化理论在被引入到文艺创作中后，都会产生出自己的宏大叙事作品，由此可见宏大叙事并非单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伴生物。 在当代中国，宏大叙事往往用作阶级、国家、民族、政治、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的代指，其在文艺领域的历史延伸就是20世纪文艺中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传统。1990年代以来，一直有些声音要求批判、抵制和消解文艺领域的宏大叙事，特别是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但在事实上，尽管宏大叙事在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曾经遭遇私人化、个人化、欲望化、非理性化、非政治化、非历史化、非崇高化、非英雄化、零散化和小叙事的文学口号与小说策略，衍生出诸多文学分支和流派，但对宏大叙事本身的抵制行动并未收到多大成效，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强有力的社会属性始终没有被颠覆和消解。 而在当代的宏大叙事，其题材早已不再是革命历程的文学再现。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以及无所不在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催生着新兴的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又纷纷寻找并酝酿、制造符合自身理论框架的文本形态。因此，在探讨宏大叙事的存在条件时，不宜狭隘地只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寻找动因，当然也不能否认它的确是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必须注意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宏大叙事。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当我们把199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和发展这种巨大的历史变化和形势变化视为当前各种文化理论、创作模式的母体，我们只有承认在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的巨大脉动中，在宏大的民族文化复兴的国家总体目标下，历史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当代现实包括当代文化，我们才能顺利理解当前宏大叙事类作品新的政治、经济背景和新的文化根源。 二、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变迁 宏大叙事产生的动机是宽泛的。尽管宏大叙事往往是一种政治理想的构架，但它并非专属于某一种意识形态、主义方法或文学派别。对某一集团、阶层、阶级、社会、民族和历史发展前景的理想或忧患的叙述，总要与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联系在一起，这又必然联系到文学审美理想和创作方法的选择。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或“两结合”创作方法当然和宏大叙事脱不了干系。 但现代主义也有宏大叙事，西方现代派的诸多代表作可以证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后来提出的“反宏大叙事”策略和理念所针对的对象，就包括了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宏大叙事现象。普鲁斯特用意识流手法写成的鸿篇巨制《追忆似水年华》有7部15卷之多，中文版更达300万字以上。在社会意义上，该作品描写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后法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和资本垄断的加剧，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在没落中流露出对于昔日荣华的不胜惋惜和浓厚的颓废情绪，其社会效果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至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则通过马孔多镇布恩蒂亚家族七代人的遭遇，反映了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历史，包含在这一宏大叙事中的思想内容是极其深广的。因此，从本质上看，宏大叙事不但没有被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所解构，反而因新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而使得宏大叙事的文学形态在“悖论”中被建构得更加宏大、复杂和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