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4－0079－0 “新文人与新文学”是沈从文发表于1935年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此文与之前的《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一起被看作“京派”文学观念的集中体现。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对所谓“新文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和嘲讽，将其特点归纳为“活下来比任何种人做人的权利皆特别多，做人的义务皆特别少”[1]。换句话说，沈从文所说的“新文人”是指那些靠“玩”文学出名获利，却从不以严肃的创造性精神进行文学写作的伪作家。在批评此类人的同时，沈从文重申了他关于“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排除一切“非文学”因素、重在创新的态度。正是这一系列观点，使沈从文成为了所谓“京派”的代表和领袖。 本文的讨论确乎与“京派”有关，因此想到借用沈从文这一题目，但在所指对象和价值评判上却反其道而用之。在我看来，“京派”文人群本身倒真称得上是一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生成的“新”的、现代的、学术型的作家。我在积极而正面的意义上称之为“新文人”，意在解释和描述他们的“文人”性和他们作为“文人”的“新”的和“现代”的特征。事实上，无论是“京派”作家自己，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使用过“学院派”这一称谓，但有鉴于“学院派”是一个舶来的概念，而中国至今为止是否真正存在西方文化意义上的“学院派”还仍成问题，因此，为强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特性和历史特点，本文选用了一个自己杜撰出来的概念——“学院型文人”。 一、从“爱智”与“知堂”说起 1934年，周作人在为他的散文集《夜读抄》撰写《后记》时，引用了其前与友人的通信，就其被指“消极”做出了一点辩护与回应。他说： 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此或者亦正合于圣人的戒之在得的一句话罢。不佞自审日常行动与许多人一样，并不消极，只是相信空言无补，故少说话耳。大约长沮桀溺辈亦是如此，他们仍在耕田，与孔仲尼不同者只是不讲学，其与仲尼之同为儒家盖无疑也，……[2](p.202) 这段话透露了一个讯息，即周作人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思想变化，并受到了文坛其他人的关注。而周作人本人并不完全否认思想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他也谨慎地表示了自己并非“消极”。他自陈思想大致未变，仍不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中的一员，但有所不同的是，他因“相信空言无补，故少说话耳”。也就是说，他自认为在“日常行动”与内心思想等方面，自己并无断然改变，只是在“说”的问题上发生了变化。有些事看到想到了却未必说，有些事说到了却未必多说。这种不说或少说，一方面有外部环境的限制导致的“不敢说”与“无法说”，同时也有其自身主观层面上的“无从说”或“懒得说”。同时，对于“说什么”与“不说什么”，也有了重新的考量。这种“想取而不想给”、多思而少说的姿态，被周作人称为“爱智”。 就在一年前即1933年，周作人自编《知堂文集》在上海出版。他自取“知堂”一号，其背后的情绪与思想也颇值得玩味。对此，周作人在他的短文《知堂说》里有清楚的说明：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3](p.3) 有研究者评论说：“这是一个由‘知’而‘智’的过程。不写文学批评，近似‘不知为不知’；不写社会批评，仿佛‘默而当’；至于文章新的内容和新的写法，则体现了‘知之为知之’和‘言而当’罢。”[4](p.3) 的确，“知堂”与“爱智”是需要联系起来看的。一方面，周作人的致“知”就是一种“爱智”；另一方面，他的“爱智”也是一种对于人生有取有舍、有爱有不爱、有所为也有所不为的“知”。 再追溯至《夜读抄》时期，就已能看出周作人思想的转变了。在《夜读抄》后记里，他明确表达了一种与五四时期不同的思想倾向。他说：“我们偶然写文章”，是“一不载道，二不讲统”的。这分明是在有意撇清自己与传统士大夫以及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企图表明一种与二者不同的思想立场。事实上，无论是对“人的文学”的提倡，还是在“自己的园地”的耕耘中，周作人潜在地都还具有一种“载道”的观念和意图，只是这个“道”与儒家之“道”所指已有不同罢了。同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周作人，其所受到的启蒙主义的影响，也是不可能不认同文学的现实功利意义的。因此，即便在“自己的园地”时期，他一面强调“尊重个性”，一面仍在以“文”的方式来载他自己认定的“道”，以“个人的自觉”来“言”他自己胸中的“志”。可以说，周作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混淆了“载道”和“言志”两种说法，用来为自己的文章和想法取得一种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到了《夜读抄》时期，他却明确提出了“不载道”、“不讲统”的说法，能否做到先且不论，至少在姿态上，这是一个相当明确的表达。由此贯穿起来看，不难发现周作人思想中的变化过程。五四以后的他，在《自己的园地》时期开始了思想的转变，到了《夜读抄》和《知堂文集》时期，这种转变已基本完成。这时的周作人，已经明确地转向了学术清谈的方向，并由此奠定了他后期的思想和文学艺术风格的基础。 正如陈思和所说：“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5](p.74)这一“另类的传统”，“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5](p.76)陈思和称之为“民间岗位取向”，用以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相对照。[5](p.77)在陈思和看来，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鲁迅一类启蒙知识分子是一群具有“广场的价值取向”的类型，而周作人的“爱智”就是对所谓“广场”取向的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