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涉及的作家大致符合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通常被公认为海派作家；二是大体活动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海派转型期。具体包括以写“三角恋爱”小说著称的张资平、兼有“先锋”、“通俗”两副笔墨的叶灵凤、性爱写手章衣萍，以及推崇“唯美—颓废”思潮的章克标等。这些作家的身份背景和创作风格差异较大，文学史对其指称也各式各样，或以之为“第一代海派作家”，或冠之以“性爱小说作家”。本文为将其与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等成熟的、更具代表性的海派作家加以区分，姑且以“早期新海派”称之。 早期新海派作家是身份特殊的一群。有研究者指出：“活跃于沪上文坛的海派作家多数有‘五四’作家和革命作家的前身。”① 的确，这些作家大都有着“新文学下海”的经历。他们处于海派叙事“自我更新”的关节点上，既为海派带来了新文学的东风，又初步显示了海派叙事的独特走向。从这个角度说，有关早期新海派文本的探讨对新海派文学叙事研究具有一定的“发生学”意义。这里主要考察早期新海派文本的叙事模式，揭示它们与原有叙事模式之间的“裂痕”和“缝隙”，探究这些“裂痕”和“缝隙”指向了怎样的题旨，这之中又包含着怎样的叙事意图。在此基础上，分析作家在创作题旨选取方面的内在动因，探询他们为后来的海派叙事所提供的资源。 一、“社会—反抗”题旨的转换 张资平的小说向来因其叙事的相似、情节的雷同为人诟病。的确，张资平并非一个文体意识很强的作家，他以为的“很不坏”的手法大概更多的是指《留东外史》式的写实描摹②，他期望由这些贴近自然欲望心理的摹写唤起读者共鸣，而非依凭文体的尝试或叙事技巧的翻新。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债委员》就显得独特了。它大概是张氏小说中叙事技巧应用最为明显的作品。仅就叙事结构而言，它的精巧、完整，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张氏小说一贯的拖沓。那么，这个故事有何特别之处，使得作者“一反常规”玩起技巧了呢？作者运用这些叙事策略想给我们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这种叙事倾向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姿态？我们不妨对这篇小说的故事层次略加探询。 《公债委员》讲述的是一个叫做陈仲章的“公债委员”的故事。它有两个鲜明的故事层：一个置于小说首尾，构成完整的故事，可称其为外层故事；另一个位于文章中部，我们称之为内层故事。其各自所具有的完整性使之分别构成了独立的叙事。外层故事并不复杂：小说开头描写一个已退职的公债委员（陈仲章）伙同一个革了职的排长，携短枪到某村假托发行公债票的名义勒索乡村富绅。小说结尾写事情败露，陈仲章被捕。在首尾的呼应中，建立起第一个故事层。内层故事则写阿欢病重，陈仲章百般筹款而不得。其中夹杂着由于缺少金钱而引起的生活困窘和心理焦虑。可见，从叙事伦理上看，内层故事其实是外层故事的“前因”，是外层故事发生动因的“补充”。通常，内层故事往往为外层故事服务，层层铺垫，使外层故事的发生更具必然性，意蕴更丰厚。然而，在这部作品的叙事中，内层故事的叙事时间和叙事深度呈现出多层次、深向度的特点，外层故事的叙事却十分简单。这使文本叙事表现出某种“不平衡”。本应为外层故事服务的内层故事“喧宾夺主”，成为叙事重心，叙事伦理和叙事效果形成了悖反。 考察内外层故事叙事的指向，也许有助于思考这种悖反的意味。我们看到，外层故事属于典型的“社会—压迫”型叙事。陈仲章因为社会黑暗处处碰壁，心爱的女人重病在身急需用钱，以致铤而走险伪造身份敲诈乡绅。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的“前因”并由此推及后果，那么这将是一个类似“骆驼祥子”一样的主人公被逼“犯罪堕落”的故事。这在“五四”小说中是常见的写法，它揭示、追究悲剧的外在动因，生发的题旨倾于控诉和反抗。但偏偏《公债委员》的叙事重心不在外层故事，而在内层故事。它是主人公“肉身—堕落”型的生命史。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陈仲章既没有祥子那样的单纯善良，也没有于连式的精神痛苦，而是更像一个实利至上的投机分子。他的“堕落”近似于生活中的一次投机失败。他不可能像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那样，将国族观与个人命运相联系发出“生命的绝叫”，也无法使故事本身生发出“反抗”的题旨。 如果作者以“社会—压迫”型的外层故事作为叙事重心，很可能导向反抗题旨的表达；而实际上他所采取的“肉身—堕落”型的内层叙事则体现了与平安苟活的市民心态之间的密切联系。作者使用种种叙事策略，使整部作品客观上将叙事重心转向内层故事，无形中促成了“社会—反抗”题旨向市民生活题旨的内在转换。与此同时，得到肯定的是世俗欲望和祈望现世安稳的世俗人生观。小说在“五四”的外衣下包裹着海派的精魂，悬置了高蹈的社会改造理想，呼应了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上的市民意识形态。这里，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张资平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距离。 二、两性之爱的“乌托邦”演绎与日常困境 章衣萍初版于1926年5月的《情书一束》③ 曾先后印过三版，可见当时产生的影响。它所持的肉欲趣味颇能显示作者的“海派”情怀。对比文本和1911－1925年现代杂志上几场关于爱情的讨论④，不难发现二者文化姿态上的契合。 《情书一束》的开篇《桃色的衣裳》，讲述了一个“三人恋爱到底”的“乌托邦”故事。女主人公菊华有个只知读“四书五经”、吃鸦片的未婚夫，切身感受着包办婚姻的痛苦。偶然的机会，她与南京美专学生谢启瑞相识相恋，不久又与男青年逸敏成为笔友，继而相爱。这个三角恋爱故事的特异之处在于情感纠葛中的三个当事人对“爱情”所持的激进观点。首先，他们认为爱情至上，高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逸敏为迎接菊华的到来推脱了工作，他在日记里这样解释：“工作是要紧的，恋爱更是重大的。没有恋爱，工作便成了空虚”。其次，他们所推崇的爱情是高度自由的。在他们看来，爱情是纯粹的情感投射，不存在占有和被占有的权利关系，因此爱情没有排他性。菊华向逸敏坦陈自己早有爱人后，要求对方“不要因为我有他而忧愁，因为你应该爱我一切所爱，爱我一切的事物”；而逸敏在日记中也认可菊华的观点：“一个女人可以爱一个男人，也可以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男人，只要她的爱是真实的……爱是应该绝对自由的”。再者，他们认为爱情是孤立自足的。“爱情首先被激进地定义为与婚姻的分离，与通常认为自由恋爱是为了婚姻这种论点截然相反。”菊华认为，“结婚的制度不打破，恋爱总不能美满。”小说结尾，逸敏和菊华定下了“三人恋爱到底”的计划，男女主人公满怀憧憬地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