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学”：在民族／国家之间的表述 “中国文学”一语，为上世纪以至当前的文学话语所广泛使用。它似乎辞正义明，言简易懂，不会也用不着引起什么讨论。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知道《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1986）中，列有周扬和刘再复两人署名撰写的首条“中国文学”一文，① 开头即这样写道： 中国文学，即称中华民族的文学。中华民族，是汉民族和蒙、回、藏、壮、维吾尔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集合体。中国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中国文学，以自己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世界上其它民族文学异轨同奔。 这篇文章后来刘再复曾以《中国文学的宏观描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首条》为题，收入其评论集《论中国文学》（1988）一书中。② 正如这个后起的标题所表达的意思，该文的主旨也在于对中国文学的千年历史作一“宏观描述”，而并非着意于对“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作深入的探讨。而且该文在对“中国文学”所作的上述简要解释，也只是把“中国文学”概念置换为“中华民族文学”，这似乎并不能缓解我们对“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释义期待。 虽然，我们可以承认，中国文学无疑是由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创造的文学，中国文学也内在地指称着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学这一实质，因此“中国文学”的语义解释的一个方向，正可以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上获得其解释的合理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尽管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含义而言，国家和民族总是密不可分的，但起码就字面意义说，“中国文学”就是“中国”的文学，作为国家名称的“中国”一词，在这里具有明确的限定和首要的解释位置，任何概念的互替解释都不能代替对“中国”限定下的“文学”的直接释义。你属于中国，你就是中国文学。而这个“中国”，无论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夏、商、周；是叫秦、汉、唐，还是叫元、明、清；乃至历史上分裂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或者金、辽、西夏，或者如今日的“台湾地区”等“现实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③ 都应该得到深入的体认和整合，从而努力全面地把握住一个在时空中如此庞大地存在与变迁着的“中国”。无论如何，明了“中国”的含义和指称范围，我们才能进入“中国文学”的概念之域，这个前提是明摆于眼前的，似乎不好逾越。 有趣的是，周扬、刘再复在他们的那篇文章中开宗明义试图给予“中国文学”以解说，却绕过了“中国”而用“中华民族”加以替换，虽然所释义的方向不出大格，却也不能不予人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印象。更为明显的破绽是，刘再复们既然已指称中国文学就是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共同体的文学，但其除了在开篇作了这样的简明界说之后，通篇所论却都是“以汉民族文学而言”，除了汉语言文学，对其它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几乎没有涉及，且不作任何过渡性的说明和必要交待，从而使他们所阐发的有关“中国文学”的微言大义不免有空洞化之嫌，让我们一眼就看出其间在“中国文学”（或中华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所存在的一种不可否认的断裂。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于周扬和刘再复们。对于“中国文学”这种仿佛自足地构成一个“世界”的有着数千年变幻迁徙的庞大而复杂的文学体，正如我们对“中国”这一概念仿佛处在一知半解的求索之中一样，应该说真的是所知有限。扪心自问，我们虽然可以毫不犹豫且颇为自豪地自称为中国人，但对于偌大“中国”，以及由这“中国”所衍生的“中国文学”，也许正是我们要用她所给予和滋养的心血来有所求解的永恒母题呢。 如此，用不着仔细体味，就可理解“中国文学”的语用意义，其实就是类似现代比较文学中“国别文学”的用法，它是说此时此地的文学是“中国”的，而不是别的国家的。“中国”是文学的国家身份，刘再复所谓“与世界上其它民族异轨同奔”，也就是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文学共同发展。“中国文学”一语在此仅为有关国别的说明性用法，很明白，因此似乎不会引起人们的讨论。 二、“中国文学”概念应在“中国观”上加以探讨 但深里去想，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中国”二字上，因为“中国”二字从来就不是简单组合的一个词。 考究起来，“中国文学”一语也只是在20世纪初叶才流行起来的，而在中国古代却没有明确的“中国文学”的说法。虽然在古代也有将“文学”与“国”联系起来，但直到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的时候，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我相信这里的“国”才有了不同于古代人所说的“国”的含义，才有了世界体系中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意味。大约在1904年，林传甲和黄人就分别开始撰写他们各自的《中国文学史》，而我们在刘师培的《论文杂记》（1905）中读到“中国文学”一词，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使用者了。事实上，上溯古代，我们从来都是直接称周、秦、汉、唐、元、宋、明、清文学，至多使用“国朝文章”、“国朝诗歌”之类的用法，而虽有“中国”一词源远流长，却从无“中国文学”的叫法。这是一个事实。有鉴于此，我以为应该首先辩明，今天我们使用“中国文学”，在现实上指称着作为世界诸国中的一个独立主权大国“中国”的文学，但同时它又指称着这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中国”的历史源流上历朝历代的所有文学。而从这中间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话语的裂缝。因为“现实的中国”并不总与“历史上的中国”重合，甚至在对“中国”二字的思维与用法上，古今区别是相当之大。我们的古代先人从来不说“中国文学”，他们或说某朝某代的文学，或干脆如韦勒克和沃沦所说，“可能最好的办法是简简单单地称之为‘文学’”，④ 于是《文心雕龙》、《文赋》等诸多文论著作往往都直称“诗”“文”而论；更有意味的现象是，古代先人有时口气更大，他们从不将“中国”用在“文学”之前，却敢使用“天下之诗”、“天下之文”之类的用法，如唐代王勃叹曰：“天下之文靡不坏矣”，⑤ 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