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中国文学60年”这一概念的提出，在我看来，并不是因为“整日子”的到来而生产出的应景词。它意味着“共和国60年”成为了讨论“一个时代文学”的“时间单位”，这就迫使当代文学研究不得不处理整体把握历史的“难题性”，也即“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问题。尽管思想界早已有人试图用新的“通三统”来重新确立共和国历史的整体观，① 但当代文学研究却一直避免面对历史的“难题性”，或者使用漫长的现代文学传统来取代“当代文学”的具体性，如此这般的文学史叙述往往可以略过难缠的50年代和60年代，直接把“现代文学”和“后三十年”联系起来；或者寻求更微观的文学史范畴，譬如“纯文学”、“艺术性”或“现代主义”，由此构造的文学史叙述同样可以把5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讲不下去的“文学”故事，嫁接、转移到台湾、香港等“华文”世界，漂泊离散，别开新传……然而种种叙述都无法回避当代中国文学的转折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之间极其密切的联系。即使不用“前30年”和“后30年”这种似乎将“政治”和“文学”直接关联起来的“时间单位”，而改用当代文学研究中更为通用的譬如“新时期文学30年”这样的“文学史范畴”，同样需要面对“新时期文学”“新”在“何处”的追问。在这样的追问下，“新时期”的“新”同样无法用“文学”自身的逻辑来说明，必须诉诸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解释。今天“重返80年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回答作为转折时期的“80年代”是如何把“过去”告诉“未来”，将“旧迹”带入“新途”，从而可能催生出某种历史的整体观。这再次说明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如果仅仅依靠诸如“审美”、“风格”和“文体”……这类文学内部的范畴，只能变成作家作品评论的汇编，无法从“历史”的高度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 不过，要从“历史”高度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并不意味着直接将“文学史”和“政治史”、“社会史”对应起来，甚至线性地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决定作用。相反，虽然需要在“终极意义”上将“文学”放入“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但“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却是繁复多样、灵活开放的“多重决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历史不单只在内容层面上进入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转化为文学文本的内在肌理，成为“形式化”了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在文本层面上对“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把握，同样不能是“反映论”式的，而是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社会历史图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转化为文本内的“有意味”的“形式”。因此，“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辩证法应该统一在“文本”上，也就是社会历史语境需要以“文本化”的方式进入“文学”，同时“文学”对“社会历史内容”的呈现，端赖于对新的文本形式的创造。 由于“文本”的中介作用，像“前30年”和“后30年”以及它的变种“新时期30年”或“改革开放30年”作为“政治史时间”对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尽管具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制约作用，但这类时间还是不能直接转化为“文学史时间”，特别是不能成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时段文学的“基本范畴”。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开放”与“保守”、“新”和“旧”构成一种坚固的对立时，文学史的视野也就随之变得狭隘、僵化。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要打破这种固化了的文学史视野，出路并不在于完全退回到“纯文学”或“纯审美”的领域，因为“审美”和“政治”的二元对立依然是由“新”与“旧”这一主导型的“话语装置”生产出来。所以，新的“文学史时间”的产生必然要以突破这一话语装置为前提，离开了某些习以为常的基本范畴，摆脱了某种单一的历史时刻，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更具体的，更能体现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学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单位，不只是在观念思潮的层面上，而且可以在物质文化的层面上把“当代中国文学60年”加以“历史化”和“形式化”。 在我看来，这一种新的文学史想象是否可行，关键依然在于“文本”和“文本化”。只不过这儿所说的“文本”不是“新批评”意义上封闭的“文本”，而是可以沟通语境的物质载体；“文本化”也不是什么“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而是强调在“文学”中所有“语境”都必然以“文本”的形式出现。正如李欧梵所言：“目前文学理论家大谈‘文本’（text）阅读，甚至将之提升到抽象得无以复加的程度。我在这方面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文本有其物质基础——书本，而书本是一种印刷品，是和印刷文化联成一气的，不应该把个别‘文本’从书本和印刷文化中抽离，否则无法观其全貌。”② 将“文本”与书籍、出版以及更广泛的印刷文化富有想象力地勾连在一起，的确打开了文学史研究的新思路。其中“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路向特别引人注目，新文化史家罗歇·夏尔提埃（Roger Chartier）曾指出：“从一个更大的视角观之，我们必须在书籍形式或文本（从纸卷到抄本，从书籍到荧幕的）支撑物的长时期历史，以及解读习俗史里，重新书写印刷术的开端。至此，文化史或可在文学批评、书籍史以及社会文化学的交叉道上，找到一个新的区域。”③ 譬如一般认为，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等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爆发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达顿（Robert Darnton）就通过对大革命前法国书商的进货订单，特别是从瑞士走私进来的“clandestine books”书目的研究，吃惊地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色情淫秽读物，卢梭等人的著作连影子都见不到。达顿甚至认为，阅读这些印刷品的人也许更多，它们“或许比之名家的杰作更加深远地表达和影响了过去某个时代的心态”。因此，究竟是什么样的书籍——是思想著作还是淫秽小说——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这个问题引起了史学界激烈的争论，罗歇·夏尔提埃就不同意罗伯特·达顿的观点，他认为不是这些“clandestine books”的流传引发了大革命，而是革命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为了寻求大革命的起源及其合法性而将书籍和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不论争论的结果如何，所有参与讨论的史学家都承认达顿的研究打破了历史学家对启蒙经典的重视，将所谓的“地下文学”引入了正统史学讨论中，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而把“书籍”和“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意识，则打破了达顿所谓“任何一位主流历史学家任何时候都不会试图把书籍理解为历史中的一股力量”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