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理论，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①。1963年5月，在《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则进一步概括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②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在1960年代的政治实践中，实际指向两个层面，一是社会，而且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因此，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能防止修正主义；二是党内，认为党和国家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③。与此相应的，不仅是196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展开（比如“五反”、“四清”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且这一阶级斗争理论还控制并渗透到这一时期主流的文学写作之中——当然，很难说它构成了这一时期全部的文学概况。但是，一些激进的观念的确开始产生。因此，在一些历史论著中，往往会把这一时期视之为文革的前奏，或者，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文革的某种“症候”④。 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一“症候”也可以视之为社会主义危机的某种“症候”。在我的叙述框架中，我一直未曾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仅仅处理成某种本质性的概念，而是更多地将它解释成一种历史的运动过程，或者一种历史场域，各种复杂的力量都介入到这一历史的运动过程或者历史场域之中，它们相互纠缠，并进而形成一个生产性的装置。这一装置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现代”的；既是革命的，也是“革命后”的；既是世界主义的，也是民族国家的……因此，这一“装置”不仅在生产平等的观念，也在生产新的阶层差别；不仅在生产“集体”，也在生产“个人”；既在生产挑战和颠覆的革命冲动，也在生产服从和忠诚的“革命后”的国家需要，等等。这些矛盾并置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内部，不仅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性构想，也对社会主义理论构成程度不等的挑战。而当这些矛盾逐渐趋于激化，危机就开始形成。因此，重要的不仅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形成语境以及实践过程，可能还在于这一理论在1960年代究竟要面对什么样的社会现实以及危机形态⑤。 尽管这一危机的存在以及表现程度，迄今为止。仍然有着不同的学术评估⑥。但我仍然以为在1960年代危机已经显现。这一危机在某种简略的意义上，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分配”，二是“消费”。“分配”不仅暴露并且激化了阶层之间的冲突，也暴露并激化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因此，1960年代的文学在相当程度上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书写，比如《艳阳天》、《夺印》，等等。“反官僚”的主题在此得到了阶级斗争理论的支持；“消费”则导致了个人观念的崛起，它不仅使得个人有可能游离于国家（集体）之外，而且在理论上开始威胁社会主义“政治社会”⑦ 的整体的形态构想，无论是《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还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都在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叙述，不仅试图用阶级斗争理论重新整合个人和国家（革命）的关系，也明确指示出“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性。 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不仅开始着力诠释国家的政治意图，也传递出极其复杂的思想信息，一些观念延续到“文革”，并且得到更为激进化的处理，比如“出身论”，等等。但是，我并不同意将这一时期完全看成“文革”的前奏，相反，在另一种意义上，“文革”反而是对这一时期的某些主题或者某些观念的克服甚至颠覆。在某种意义上，1960年代的前期和后期（文革）无论在观念还是社会实践上均构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甚至悖论的关系，而这一关系更多地体现在文学作品的游离甚至暧昧的叙述核心之中。 尽管分配和消费并不能截然分开，但是因为我在此前的一些文章中已经对这一时期的“分配”书写有过陆续的分析，因此，在本文中，我会更多地围绕“消费”展开讨论。这一讨论以“文革”为潜在的参考对象，同时力图说明“消费”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的危机性以及它本身又是如何被社会主义生产出来，而所谓阶级斗争理论在此究竟承担了什么样的叙事功能，以及革命和“革命后”在理论上的内在悖论，等等。 一，物质丰裕和物的焦虑 1963年，剧作家丛深在《剧本》11－12月合刊号上发表剧本《祝你健康》（后改名为《千万不要忘记》），三十多年后，这部作品重新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显然和唐小兵那篇杰出的论文《〈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历史意义》有着一定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唐小兵不仅创造性地阐释了“日常生活的焦虑”这一概念所隐藏着的深刻的历史涵义，同时也和收录这篇文章的《再解读》中的其他作者一起，开始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纳入到“现代性”的范畴中加以考察。应该说，这不仅是当代文学史，也是当代思想史的一个颇具革命性的行为，这一行为的意义在于，它由此将中国革命从一度流行的“封建”的释义中解放出来，从而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当然，在唐小兵的讨论中，这一所谓的“现代性”又是和具体的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但是，在进入这一文本的具体讨论之前，我仍然想先回到1960年代的历史语境之中，然后，再来讨论有没有一种新的解释的可能性。 1963年，《红旗》杂志第9期刊发了虞挺英的文章《加强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明确提出了“教育革命下一代”的重要意义：“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始终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永远坚持共产主义的方向，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为了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为坚强的革命后代”，“首先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将所谓的“旧思想、旧意识”定义为“教育”的他者或斗争对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同时提出了“媒介”的概念，并且借用了鲁迅某篇文章中“长妈妈”的形象，认为“这些旧思想、旧意识就是经过‘长妈妈’这样的‘媒介’，在无形中影响青少年的思想意识”，因此要“帮助我们的青少年善于识别和抵抗一切反动思想的侵蚀，使他们永远革命，永不变质，这是做教师的、做父母的所应当担负的重大任务。”关键在于，“长妈妈”的暗喻的使用，使“识别和抵制”从抽象的观念冲突变得形象化甚至人格化。这样一种修辞处理不仅影响了文学叙事（比如《千万不要忘记》中的姚母、《年青的一代》中的小吴，等等），同时使得“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从思想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也使“阶级斗争理论”获得一种对象化的实践可能，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