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张旻的小说都是冒犯之书，也许并不为过。90年代，被称之为新生代的某些作家曾有过“断裂”的雅号，其实“断裂”就是一种冒犯的姿态。张旻小说的冒犯之处并不在于人们经常说的，他的书写一如既往地源于校园生活，“插队”于嘉定之一隅。相反，它们是张旻小说的禁锢之地，也是张旻美学的伊甸园。在小说《寻常的日子》中，周钧在经历三年半的家庭婚姻后，温暖如春的生活黯然失色，显得猥琐无聊，而心中“仍是多么怀念那一段的学校生活，多么怀念那时的自由、孤寂和耽于冥想”，说穿了，这里的自由无非是远离热闹中心，无家庭婚姻生活之累的自由；孤寂和耽于冥想也无非就是一段师生之间的暗恋及自恋。被许多阅读者指责为离经叛道的书写，情欲的幻想如何经书写演绎为现实、渴望认同而又无法认同的经验，“我更关心的是日常生活状态下两性之间的基本关系……生命进入常态中的成长与延续，是男女关系中不稳定的、潜在的、变幻的、自我矛盾的方面”；“与表达爱情的或道德的主题相比，我更感兴趣这个极端的故事显示了人的情爱潜能和丰富的表达方式，这几乎是不可穷尽的”①。这些自白自有依据。即便是从张旻的文本实践来看也是真实的。但是，要进一步理解冒犯两字的含义，恐怕还要返回到更早的时代背景，那是清教主义引领我们道德生活的年代。 要进一步理解冒犯两字的含义，恐怕还要返回到更早的时代背景，那是清教主义引领我们道德生活的年代 一 情色故事使人变得恐惧，就像童话故事将恐惧人性化一样。张旻的故事既简化又繁复，它的简化使被驱逐的世界的复杂性只能像影子一样跟在后面。人不是影子，不管你的感觉如何虚无飘渺，不管你对生活的把握多么闪烁不定，你得进入真正的影子的世界才能发现这一点。人无法摆脱影子，我们怎样才能跳出自己的影子来观察影子的存在？经验是在自我与世界之间斡旋并且与两方面都扯不清道不明的、模糊而又混杂的领域。张旻不愿意在这个领域纠缠不清，“对我来说，通常一篇小说的题材一小部分来源于我本人或我关注的生活事件，大部分则来源于内心体验和想象”；“在题材的选择和价值取向上更注重个人偏爱和一己体验”；“我就像个白日梦者，没有语言，终日枯坐，在内心和想象中过着另一种生活”②。另一种生活和第三种状态是表达张旻写作主张的一种说法，作者想区别和摆脱人们业已习惯的那种创作生活。我以为，第三种状态的说法其实还是一种姿态，是对以往陈规陋习的抵御。说到底，对每一个追求创新的写作来说，都是第三种状态的书写。 假如越界和冒犯是真实，它所轻视的戒律也一定是，这意味着越界和冒犯无法不肯定它违背的清规戒律那无所不在的权力 但如果将来讲今晚的故事，有可能会很丰富、生动，如他们今晚讲过去的故事那样。③ 此话不是我从小说中的摘录，而是作者自己的摘录并用来放在小说前面作为题示。故事的存放都是时过境迁，叙事的现在进行时严格地说也是一种过去时，但是否因此会变得丰富和生动，难说。虽然这里多少包含着理论的武断，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作者乐此不疲的愉悦，一种沉冥于往事的自我慰藉。《往事》是典型一说，“想起我魂系梦回的那个故乡”，“它已经存在于我的目力之外，隐身于我所熟识的那些物体中，使它们变成另一种存在”。一封情书、一次性的爱慕、初次萌发的暗恋像瘟疫般古怪地孤立于公众之外，四处是毛骨悚然的反应。叙事者内心敏感地捕捉着每一微小的信息，劳心伤神地想象那噩梦般的往事。变态的环境和教育使性的常态变形放大，恐惧和震颤的力量才得以进入叙事的谱系。舆论一律的力量、社会环境的权力、意识形态的制约是渗透性、弥漫性的，即便是个人主观中最私有的部分都因此而转变成某种感伤、怅惘、孤寂、怀旧和琐碎；即便是张旻自许的“私人日记”式的小说也将难逃这一噩运。暗影无处不在，尤其是当我们回首那充满禁忌的年代和往事的时候。 律法并不是欲望的对立面，而是催生欲望的禁忌。张旻90年代叙事的背景，从讲述昨天故事的时间算，我们可以追溯到80年代甚至更远。清教时代既是禁忌的时代，同时也是律法贫困的时代。我们最持久的欲望之一便是对戒律本身的欲望，对自我苦恼的一种激情。假如越界和冒犯是真实，它所轻视的戒律也一定是，这意味着越界和冒犯无法不肯定它违背的清规戒律那无所不在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名字出现类似“情幻”、“情戒”、“犯戒”等就不难理解了。自然的情欲既是一种欲望，又经常表现为禁忌的破坏。自相矛盾的是，只有通过戒律我们才能认识它所禁止的欲望，因而禁止乃是我们对欲望的最初了解。 仿佛是和简化的背景作对似的，张旻的情欲叙述都是繁复的。迷醉于感官，津津乐道于情色分析，为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私密性寻求话语的出路，以及不厌其烦的身体诉求，捕捉两性间梦幻般种种情绪，这些东西在张旻所有的作品中回响，絮絮叨叨地缠绕不去，既充满着诱惑又令人心生厌烦。张旻反对爱情的理想化与婚姻的道德化，强调两性关系的世俗面和日常生存之状。甚至在“爱情”和“情爱”含义并无多大差别的字词中，他都宁愿选择后者。在一些“司空见惯的鄙俗内容”中，掩饰着“最意味深长的，令人想象和体味其中触目惊心的，蕴藉丰富的人性内容”。这些话意在表示作者的艺术追求，但听起来却多少有点自我退缩的味道。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学纲要》中有着类似玄奥但却简洁得多的说法，他认为本能是“肉体对精神的需要”。据说，王朔曾经认为，张旻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剖析到了荡气回肠的地步。④ 此话值得怀疑，首先我们并不清楚王朔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具体作品说这番话的，其次，严格意义上说，张旻的故事并不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剖析，而都是有关“自我”的故事：“我”的情、“我”的欲和“我”的恋。而其他都是“我”的影子延伸和变形。当然，这里说的张旻作品指的还是90年代的书写。还是李劼在论述张旻小说中所讲的：“作者始终在朝着一个方向叙述”，“始终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在寻找同一个意象”⑤。朝着一个方向叙述，这个说法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单调、没什么变化，坚持个性，有独特的追求等等，似乎都可以。问题在于，这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故事和同一个意象是否就抓住了张旻这二十年小说创作的文本脉络，说清了张旻文本的没有变化与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