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9）04-0078-06 “丁玲一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1]，她的人生记录了她寻求的轨迹，她的作品是她解放思想的生动印证。作为一个灵动敏感、心智超卓的女性，她从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中体味女性的丰富复杂，同时以敏锐的性别意识感悟自己所生存的这个男女世界，观察和思考着她所体味和感悟的女性生活与命运。她描摹千姿百态的女性生存本相，探求思考女性命运的根源，她笔下的女性从梦珂、莎菲、阿毛、阿英、贞贞、陆萍到杜晚香，个个都热爱生命，个个都呈现出女性生命的独特色彩，然而她们都没有自己理想的人生，她们或生不逢时，被时代与社会的大潮所裹挟和抛弃；或被传统的思想观念逼压于男权社会的狭窄空间；或者她们被看不见的体制和制度绳索所束缚；或者局限于自身的软弱与识见的逼仄。多样的女性悲剧引起了她对女性的命运的思考和对女性解放道路的寻求。笔者在此试作分析。 一 其一，社会与时代的悲剧。 丁玲早期的作品主要描绘了被时代与社会大潮所裹挟和抛弃的年轻女性：“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矛盾心理上的代表者”[2]，这绝叫和苦闷是对生不逢时、走投无路的人生处境和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的绝望和控诉，于是她逃离，到无人的地方去浪费生命的余剩。而梦珂在社会遭遇了求学悲剧、爱情悲剧、求职悲剧后，陷入了纯肉感的社会沉沦为靠出卖肉体为生的色相明星。这个社会从内与外即爱情婚姻和职业上斩断了她体面的生存之路。而阿毛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自我意识觉醒萌发，可是她周围的生存环境跟不上她思想意识的变化，她与周围的人事格格不入，她选择了死亡以实现对时代社会的逃避。《自杀日记》里的伊萨，觉得生活“毫无乐处，永无乐处”，连死的价值也找不到，因而焦躁、厌烦、什么事也不能做。《日》中的伊赛所看到的是“谁都是那么一天一天的毫无意味，毫无用处的把时日送走”[3](P467)。自己感觉“在一种固定的、成为定型的无聊的空气中，她更证实了一切的无望”[3](P469)。生活无意义以及自我的无所适从正是人与时代背离而产生的孤独与被抛弃感，是女性在社会寻找出路而不得的社会的悲哀。《在暑假中》的女性们试图组成自己的女性王国，然而这个“王国”也为时代和男性所不容，最终她们解散了。丁玲早期作品所塑造的女性的悲剧，是觉醒了女性在其生存的时代社会找不到出路的悲剧。这一时期的女性苏醒了自我意识，开始了自我价值和人生命运的主体思考，但时代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意识层面，于是，这些先知先觉的女性必然在她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中走投无路。 其二，传统男权思想意识与性别观念的悲剧。 丁玲文本揭示了传统男权思想意识给女性造成的伤害，这种意识以男尊女卑为核心内涵，以男主外女主内为社会角色分工，以男主女从为家庭角色定位，以色相和性的工具作为女性的价值存在。《梦珂》摹写女性在男权社会被欲望化的生存图景：即“女人的社会位置始终由男人来指定，她从未实施过自己的法律，唯一适合她们的就是做个纯粹的肉体，作为一个被欣赏的对象”[4]；而《夜》建构了一个异化的性别世界，这个世界一切以男性（何华明）的要求为准则，三个女性在何华明的眼中只是有色、欲、工具的价值存在，而完全没有人的价值的彰显[5]。《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悲剧是身为女人而要为男人守贞节的性别悲剧，即便失贞为革命带来了既得利益[6]；在《三八节有感》里，即使在革命政权内部，妇女虽然经济上独立了，并获得了政治上的男女平等，可实际上她们在爱情、婚姻、家庭、工作等日常与实际生活中仍面临着种种不公平的“非议”和“指责”。在这里，传统的男女有别的思想依然存在，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还是受到限制：“她们平时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男同志接近”[7](P3)。其次，女性的婚姻不能自主，男性潜意识里的性别优越感和对女性的歧视暴露无遗：女同志拒绝了老干部的求婚就会遭到这样的训斥：“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7](P4)；而提出离婚的女人会认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7](P5)。再次，女性依然是“是非”的中心和传统家庭义务的承担者：“女同志若不结婚她将会成为制造谣言的对象，结了婚后则是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了家庭的娜拉”[7](P4)。然而，即便这样，“他们（男人）常常心安理得地看待女人为革命和家庭所作出的牺牲，认为这一切是很正常的，无须大惊小怪”[8]。然而这一切“在旧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7](P5)。由此，“在延安，尽管妇女的社会保障有了提高，但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却仍没有多大的改观，而这种现象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但这种‘无关’正是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的‘盲区’的存在状态，这表明传统的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9]。这种旧的观念、这种“盲区”的存在状态表明作为社会主流话语层性别意识的整体缺失，这就必然遮蔽由性别而带来的有形无形的悲剧，因而女性的悲剧依然是深层的，是社会、主流话语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性别观念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