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9）07－0079－08 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一直是近现代以来矛盾与困惑的焦点，而对有着中西文化双重背景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林语堂是个典型例子，人们对他的评价尤其是对他的“中国文化观”褒贬不一、大相径庭。郭沫若曾表示，林语堂“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雅，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只靠懂得一点洋泾浜的外国文，摭拾一些皮毛来，在那里东骗骗西骗骗”。“我们仿佛又看见了一位穿西装、吃大菜、在中国用英文讲演的摩登辜鸿铭而已。”① 但在更多人心中，林语堂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有人说：“东方和西方的智慧聚于他（林语堂）一身，我们只要稍微诵读他的著述，就会觉得如在一位讲求情理的才智之士之前亲受教益。他有自信、有礼、能容忍、宽大、友善、热情而又明慧。他的笔调和风格像古时的人文主义者，描述人生的每一方面都深刻机敏，优美雍容，而且由于顾到大体，所以在估评局部事物时能恰如其分。最足以描绘他的形容词是：有教养。他是最令人赞佩，最罕见的人——一位有教养的人的典型。”② 作为一个长期浸润于西风美雨的中国作家和文化人，林语堂对自己的本土文化——中国文化到底具有怎样的认知过程？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何理解？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林语堂对中国文化寄予怎样的厚望？其独特性何在？这些问题至今尚缺乏研究，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一、由贬损到褒扬 像许多中国近现代作家一样，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其中充满复杂性和变动性。就是在同一时期、阶段甚至在同一作品中，也可见这种不稳定性和变数。不过，总体而言，由贬损到褒扬是林语堂认知中国文化的一个过程，具体表现在：早期他往往以激进与偏向否定中国文化，而中晚期他对中国文化则多有肯定、欣赏和眷顾之情。 早在1925年，林语堂对中国文化持有完全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且言辞激烈、情绪激愤、感情憎恶。他在《萨天师语录》中说：“中国的文明确是世界第一——以年数而论。因为这种的民族，非四千年的文明，四千年的读经，识字，住矮小的房屋，听微小的声音，不容易得此结果。你不看见他们多么稳重，多么识时务，多么驯养。由野狼变到家狗，四千年已太快了。你不看见他们多么中庸，多么驯服，多么小心，他们的心真小了。因为我曾经看见文明（离开自然）的人，但是不曾看见这样文明的人。他们不但已由自然进入文明，他们并且已经由文明进入他们自造的鸽子笼。这一方一方固封的鸽子笼，他们叫做‘家庭’。”“中国文化的特长的确不少，但是叩头与哭，绝对非他民族所可企及。”“他们只能看下，不能看上，只能顾后，不能观前。再四千年的文化，四千年的揖让，焚香请安，叩头，四千年的识时务，知进退，他们脑后非再长一对眼睛不可。”③ 在《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林语堂又说：“中国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尤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较尚容易，欲使一惰性慢性之人变为急性则殊不易。”因为向来“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中国最讲求的是‘立身安命’的道理，诚以命不肯安，则身无以立，惟身既立，即平素所抱主义已抛弃于九霄之外矣。中国人之惰性既得此中庸哲学之美名为掩护，遂使有一二急性之人亦步步为所吸收融化（可谓之中庸化），而国中稍有性急之人乃绝不易得。”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林语堂更进一步指出：“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④ 显然，此时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带有当时那个时代的强烈印痕，也可见鲁迅和钱玄同等人之影响，还可见林语堂思想和思维的简单化之弊。 30年代初，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前一以贯之，仍坚持其批判的锋芒毕露和沉痛有力。不过，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他开始中正看待中国文化之优劣，于是评判的天平开始寻找一个中点，态度也温和多了，情绪开始转向幽默。在《脸与法治》中，林语堂一面说：“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但接着他又从“在好的方面讲”和“在不好的方面”分别来谈“争脸”之长短⑤。1935年前后，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更趋辩证性，许多问题不是简单地进行取舍，而是考虑到具体语境、条件等的差异，从而显得较为理性和成熟。这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如林语堂一面批判国人的奴性、老猾、保守和容忍等，一面却又说：“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中华民族，并试着描绘其民族性，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特点：①稳健，②单纯，③酷爱自然，④忍耐，⑤消极避世，⑥超脱老猾，⑦多生多育，⑧勤劳，⑨节俭，⑩热爱家庭生活，(11)和平主义，(12)知足常乐，(13)幽默滑稽，(14)因循守旧，(15)耽于声色。总的讲来，这些都是能让任何国家都增色不少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品质。”⑥可见，此时的林语堂看待中国文化，是以多元而非一元、以辩证而非偏激、以动态而非静态和机械的眼光与思维，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少见的，也是林语堂对其早期中国文化观的重大突破与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