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话型诗人与独白型诗人 眉毛，是情绪的小道具 无足轻重却高高在上 对酸甜苦辣它没有发言权 ——不少人恰是社会的眉毛 可诗人正相反 他是眉侧的耳朵， 他是眉下的眼睛和嘴巴， 是接收器！是监视器！是报警器！① 这一段摘自李松涛的长诗《无倦沧桑》，可以看出，李松涛对于诗歌的看法，带着明显的“八十年代”的印记。对于当下这“漫长的九十年代”而言，这是一种似曾相识又略显陌生的诗歌观念：重视诗歌的“功能”，强调对“现实”的介入。自八十年代以来，李松涛一直坚持这一信念，正如他在二○○三年接受访谈时所谈到的，“我们允许孤芳自赏，允许无病呻吟，允许撒娇，甚至允许撒野，但多数的诗人应该在精神上与时代同步，在感情上与人民保持一致。当民族奋力前行之时，应该看到诗人的汗水”②。 如研究者所指出，“李松涛属于这样一种诗人，他们一开始写作就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到他所生存的土地和更辽远的时空，他们诗歌中的爱与怨、愤懑与温情都是属于他所生长的时代而与个人无关”③。作为早在“新时期”肇始即发表了重要作品（《创业者的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文汇报》）、创作一直绵延至今的诗人，李松涛无愧于初登文坛时郭小川对其的叮嘱，“对于一个诗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思考这个时代”④。 由此，如果做一个粗略的区分，将诗人们分为“对话型”诗人与“独白型”诗人两类，李松涛无疑属于前者。如果说，“独白型”诗人写作的重心，在于呈现一个完美、精致、富于隐喻与象征的“诗”的世界，那么“对话型”诗人的写作重心，不在于一个自足的艺术世界，而是以“诗”的方式不断地与“时代”对话，正如李松涛自我期许的，“诗人最宝贵的品格则是‘以艺术表现良知’”⑤。 如果用“独白型”的标准来衡量，李松涛的部分诗句或许略显随意，可以进一步地推敲，如谢冕就此指出的，遣词造句有时“不够讲究”⑥；反之，则如研究者征引别林斯基的名言对于李松涛的赞许，“由此我想到十九世纪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⑦ 笔者看来，李松涛诗作的关键，正在于这种“对话”关系。比如李松涛带有总结意味的诗集《忧患交响曲》（春风文艺出版社，二○○六年四月第一版），这部诗集收录李松涛不同时期的三部代表作（在文字和结构上有一定程度修改）：《无倦沧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拒绝末日》（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黄之河》（春风文艺出版社，二○○二年版）。细读以上诗作，无论是主题的设置，或是诗歌的结构，都可以真切地体验到作者“对话”的诗歌观念，这或是理解李松涛诗艺的核心。 二、从“苦难与皇权”到“自杀的人类” 发表于八十年代末期的长诗《无倦沧桑》，是以“诗”的方式重读《水浒》。诗人激昂地颂扬“梁山”的合法性：对于“封建专制”所形成的“皇权”压迫的反抗。比如在第一部分的《苦难与皇权》中： 老百姓与帝王将相之间， 有隔。不是珠布，不是彩屏， 看清了，是一座梁山—— 那是激情的兀起物， 那是仇恨的点将台， 那是乌纱帽下的斑块， 那是蟒龙袍里的肿瘤， 那是统治者的心腹之患， 也是受苦人无路可走时的路， 也是蒙难人无家可归时的家。⑧ 凭借“水浒”，诗人书写着对于“专制文化”的不满。在他与“杨志”的对话中，诗人感慨道： 进朝为官的人 必得太监似地进行阉割 宫廷是专门给刚直和正义 做绝育手术的业务部门⑨ 尤为关键的是，诗人将“专制文化”视为一种“超稳定结构”，如他谈到的，“生活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时常有这样的情形：新鲜得不曾缩过水的现实，转瞬就在惯性的搓衣板上揉成了皱纹般的历史。遂有哲人或思想家总结出一句意味深长的箴言：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⑩。在这个意义上，他以“早”、“午”、“晚”、“夜”将诗作分为四个部分，在前三个部分结尾以及第四部分不断涉及到对于“现实”的议论。比如诗作结尾处，以近似于鲁迅的“狂人”的思路，诗人发现不仅仅“专事排泄污物”的文化环境绵延至今，自己也是“吃人的人”： 沐浴中，自我审视， 发现周身上下龌龊之极—— 脚走了许多肮脏路， 手干了许多埋汰事儿， 惨不忍睹的情景眼睛看了， 污言秽语耳朵听了， 乌烟瘴气鼻子闻了， 脑袋里还有成团不洁的念头。 胸前、背后、腋窝、脐孔， 均须做一番彻底清理。 不料冥冥中有惋惜声传来： 咳！你洗掉的，乃是人类数千年 在你身上囤积的精华呀！ 我不觉大惊—— 这是人语？还是鬼话？(11) 显然，这种对于“专制文化”以及“国民性”的文化批判，是我们所熟知的“八十年代”的文化立场。然而，随着八九十年代众所周知的“转型”，诗人一度遭遇“规训”。在一九九○年，有批评者质疑道，“李松涛作为军人，他的诗作本来走在较为健康的路上，这一篇却不但让人感到怪异，而且他的一些立论与革命军人实难相称！”(12) 批评者所指摘的重点，就是李松涛对于“现实”与“历史”高度相似的立场： 在他看来，历史是什么呢？原来是：“看完周朝看隋朝／看完明朝看清朝／如今又来惯性地看我／人类一辈接一辈上场下场，仿佛在为它义演折子戏。”他还进一步说：“历史和现实为双胞胎／长得酷似，常常让你／误认了模样叫差了名字。”他甚至认为人生的是非善恶都无区别：“没有一个活过百年／腰缠万贯与囊空如洗的／最终都要走向同一归宿／求名者、成名者、逃名音／殊途而同归／谁也走不出公共的句号／阴间的拘捕证不用当事人签字／《水浒传》里的大忠大奸／皆是别一世界的公民了！”这里不但让人感到人生无常、人生似戏，而且俨然迈近宣扬佛家的“四大皆空”了。(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