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692（2009）02-0106-06 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诗歌演变历程中，无论是诗人精神世界，还是诗歌文本创作都出现了一系列“独异”的现象，透过这些已然历史化的“现象”，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代诗歌发展的曲折与艰难，还能更加深入了解当代诗歌的问题与症结。在这些“现象”中，“郭小川现象”吸引了不少当代研究者的目光。综观郭小川的研究，人们主要侧重于现象描述而忽视问题的探究，这样也就无法从研究对象中提取重要的命题，深入而有效地揭示“现象”的复杂性。在郭小川的生命世界里，“焦虑”是他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基本心态要素，同时也是建国后许多当代知识分子重要精神症候。那么，究竟是何种“语境”催生了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这种精神焦虑有哪些维度？不同维度的焦虑与创作主体诗歌理念变迁及思想转换之间有何内在关联？简言之，郭小川建国后焦虑心态的意义何在？我们试图以“焦虑”为核心命题，探察1950-1970年代诗人在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其心态构成与诗歌理念转变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身份焦虑 郭小川曾在《小传》中说：“我的写作差不多是从‘一二·九’运动开始的。因为家庭贫困稿费成为必须的收入的一部分。”[1]3，25这表明为谋生而写作是他最初的创作动因。在1935-1950年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工作”中，由于政治仕途上的腾达，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他对诗歌创作的热望和以“诗”安身立命的期盼，此时“写作”逐渐变成了自身施展才华的“业余爱好”。可以说，他在进入“作协”之前，与其说是一位“作家”，不如说是一位行政官员，其“作家”或“诗人”身份始终是模糊的。 郭小川的“诗人身份”问题直至他调入“作协”之后才凸显出来。杨匡满回忆说：“郭小川是属于那种在群众中人缘极好却有部分老干部说他是‘天真’、‘不安分’的人。”[2]的确，他同意调入作协是有自身的“想法”的，除了服从组织的决定，想“跟党组和白羽同志把作协整顿一下”，更为重要的是，他想借助“这创作团体的环境，把个人的创作恢复起来”[3]25。尤其是进入作协不久以后，他就“在作家面前有自卑感”，感到某些作家“看不起”自己，因为他曾听到“作家协会的工作，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之类的非议。[3]25。无疑这些“非议”，一方面让他受到一种精神刺激，觉得非作家在“作协”很难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热情。在作协这样的文学团体中，郭小川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作家身份”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作协秘书长”，他处理的大多是日常繁杂的事务，如果想要让他人信服，获得更多的尊重，就必须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在这方面，郭小川是相当自信的：他坚信“只要有机会写作，我的才能也不见得比你差”[3]26。“我相信，我的才能是很高的，只要我去钻，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在创作上干出一番事业来，成为大作家。”[4]166显然，郭小川不仅有明确的目标和饱满的激情，还有坚定执着的探索与实践。然而在“诗人”身份确立过程中，他陷入了一种持续的情绪焦虑的漩涡之中。那么，郭小川的“焦虑”来自哪些方面呢？ 他的“焦虑”主要源于作协繁杂的“事务性”的工作。郭小川作为作协“秘书长”必须处理日常工作中相当多的“杂”事：“这个秘书长工作，头绪纷繁，党内党外，会内会外，国内国外，又是组织工作，又是思想工作，又是编辑工作。”[3]26在单位上班时是如此，有时在家里也“不断有人来”找他，谈的还是工作上的事情。这使他非常苦恼，因为工作挤兑了他创作的时间，为此，他只好充分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拼命写作。写诗没有时间的保证，加上又患有“精神衰弱症”，有时为此诗写不成，心情也变得异常郁闷。在此期间“时间”焦虑感爬满了他的心头。不仅如此，他作为“作协”的“秘书长”不得不应对许多相当棘手的事情，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创作心境。比如1957年为了写丁玲和陈企霞的结论，他的精神紧张到崩溃的边缘，心情坏到了极点：“一种厌烦和不安的情绪占有了我，情绪有时就像气流一样，是这样压人。”[5]9“心中郁郁……工作又压得很多……我原订写诗的计划只好放下了。”[5]85在这样的压力和心境中，他说：“如果能够摆脱这个工作，我也许会完全沉浸在写作中的。现在却不行，有时心中非常之不安。”[5]43可是，他所期盼的相对独立、自主的创作空间最终还是被这些“棘手”之事无情摧毁。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给他带来的是难以摆脱的“空间”焦虑。郭小川在确立诗人身份过程中的“时空焦虑”，常使他卷入悲观绝望的情绪流中，有时甚至有意或无意地把这种情绪移到这一时期的诗歌文本中。如《深深的山谷》一诗所书写的男主人公对革命工作逃避，某种程度上就是郭小川借“男主人公”之口，浇胸中“块垒”——对“作协”工作的厌烦与恐惧。 有趣的是，持续的精神焦虑非但没有使郭小川创作出现滑坡，反而给他的创作带来新的刺激，使他养成了诗歌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的“自觉”意识。在创作方面，他收获颇丰，诸如《投入火热的斗争》（1955）；《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火光》、《致大海》（1956）；《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1957）等诗歌的发表，在诗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让他牢固地确立了诗人身份。显然，“焦虑”之于郭小川是有意义的。虽然紧张、压抑、惊恐等会形成一种焦虑的“情绪场”，并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是“焦虑”的作用并非都是负面和消极的，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可以作为主体实现能动转变的动力源。心理实验表明，在正面处理焦虑的过程中，人们不但可以让心智得到锻炼，实现精神自觉，而且还能提高生命存在所必需的张力。郭小川把“身份焦虑”的压力转化为诗歌探索的动力，从而引发了“诗歌”探索的自觉，即对诗歌“写什么”、“怎么写”进行紧张的思考与求索。比如，在许多诗集“后记”中，他经常谈到自身的某些困惑和“焦虑”：“我时常想：我怎样才能把这种时代精神和时代情感表现出来；我在探索着和它相应的形式，我在寻找着合适的语言。”[6]259诗歌“所谓‘楼梯式’的排列方法”，“我常常想，反正是一种摸索，还是摸索摸索看吧。等摸索出一点头绪再说吧。”[7]384“几年来，在业余时间写的这些东西，都是‘急就章’，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自己称意的诗作，至今还一篇也没有”[7]393。“这期间，我写的诗大部分实在不成样子”，“想到这里，我往往非常不安。我能够总是让这淡而无味的东西去败坏读者的胃口吗？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会不会损害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荣誉呢？”[7]394正是在自身的诗歌创作困境与出路的探求中，郭小川提出了关于当代新诗“独特”的见解：“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诗歌必须有“思想”才能“触动读者的深心”，“引起长久的深思”，“而这所谓思想，不是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的翻版，而应当是作者的创见！”“是作者自己的，是新颖而独特的，是经过作者的提炼和加工的，是通过一种巧妙而奇异的构思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7]394-395简言之，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语境和个体的生存语境中，确立“诗人身份”（或“成名”）的焦虑不仅激活了郭小川对当代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探索潜能，还点燃其“绝不认输”生命激情，同时也促进了他探究诗歌本体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