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外华语诗歌越来越引起批评界的关注，但是许多评论主要集中在其特异的意蕴开掘上，羁旅和乡愁，对异邦文化的陌生和震惊，中外文化碰撞下对母语文化差异性的辨认和挖掘，如此等等。这些意蕴当然值得诠释，但同时也带来一种遮蔽，似乎负笈海外的中国诗人除去以上主题，就没有写出别的东西，诗歌变动不居的“别材”、“别趣”被删除了。这是一种“优待的虐待”，就像是说，你的意义就是乡愁，是传统的国家－民族诗歌主题在海外的延伸；而国内出版你的诗集，是要出版一本主题“类型诗”。这样一来，海外华语诗歌就被“本质化”甚至“体制化”了。而我以为，任何意义上的本质化和体制化都是创造力的敌人。 在收到田原由日本寄来的诗集《田原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七）时，我最初也颇漫不经心，以为又是一本新八股式的“思乡曲”。出于礼貌，只是想随便翻翻。但是，我很快被它吸引，直至读完。我要说，在近年出版的汉语诗集中，这本诗集是很出色的，它并不依赖于所谓“中国诗人在海外”而取得意义，它取得的是现代诗本身的魅力的意义。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要揭示生存，眷念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都要为发现语言幽暗的纤敏的机枢而效力。我满意地看到，田原对得起真正诗人的美名，特别是近十年来，他不改初衷，日益精进，不但写出了优异的作品，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方式。 一 田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诗歌，那时正是第三代日常生活口语诗和农耕庆典式的后浪漫主义“玄言诗”各占胜场的年代。这两种诗潮虽然彼此龃龉，但又以其实验性，共同对朦胧诗的写作形态进行抵制。那时田原的诗没有采取极端的方式，但也没有依循朦胧诗的惯制，他采取的是向不同的创造力形态“采气”，然后化掉痕迹，自抒心迹的综合创造立场。如《墙上的鸟》（一九九一）、《作品一号》（一九九一）、《夏祭》（一九九二）、《春天里的枯树》（一九九三）等早期作品，既有日常情境的具体和鲜润感，同时又向暗示性和寓言化打开，具有较强的发散力量。这些早期诗作似乎有个结构性主题，即现代社会生活空前的类聚化，和现代艺术所张扬的个性化之间的矛盾。孤独、内省、尴尬，以及冷傲、坚韧、自明，同时到来。这些诗中的隐喻和象征体，意蕴是稳定的。比如，介于纸鸟和飞鸟之间的，是寓言化的“青鸟”；而“永远和我保持九米距离”的活马和石马，是永远被阻遏的自由意志；而“在春天叶片的遮掩里／枯树是唯一真实的风景”，则给人以坚贞自守的受伤害者的暗示性。那时的田原基本是个象征主义者，其文本精致，但创造力还嫌不够。 九十年代初田原赴日留学，更为专业化的诗歌研究和诗歌翻译，使他的诗歌创作由自发走向自觉。特别是近十年来，在日工作定居后，大量的写作实践，加上与日本大诗人谷川俊太郎、白石嘉寿子等人的交往，使他对现代诗内在的奥秘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远离九十年代以来国内诗坛风起云涌的“实验”、“断裂”，反而使田原的诗作走向准确意义上的成熟的现代诗品位。他保持了现代诗的“幻象”（幻想）品格，但同时又注重语言的精确性，在“祛魅”和“返魅”之间达成了平衡。我想将诗人这种写作方式称之为对“精确的幻想”的追寻。 钢琴很像一匹怪兽的骨架 高贵地占据着城市的一角 其实，它乃平民出身 最初与城市的拱顶、玻璃窗 燕尾服及拖地裙无关 它的骨骼和神经、呼吸和眼神 紧系着乡村 钢琴的轰鸣是乡村一棵大树上的声音 也与虫子在田野里的歌唱 非常接近 不只是荷兰、莫斯科和巴黎才是它的故乡 荒凉的大地和乌云密布的天空 也同样隐藏着它的梦想 当风撞死在船帆上 锚在水中生锈 当手指按出的声音 被称作音乐 …… 钢琴总使我缅想起远离城市的树木 被伐倒后豁然阔朗的天空 和树木被刨去根后 遗留在大地上的深坑 在我看来 钢琴在城市仅仅是装饰的囹圄 它很想变成一匹怪兽 长出翅膀，飞逃 ——《钢琴》 读这样的诗，我们感到诗人美妙的奇思异想，同时又会感到它吟述的准确性。他写出了“钢琴”材质的原在感，并自然地引申出音乐精神及生命体验的真髓，乃至反讽了现代化与古老的大地体验的疏离如此等等。在此，暗示——玄学——现实经验实现了融合。在写作意识上，诗人没有汲汲于表面修辞效果上的自由实验，而像是艾青、戴望舒，乃至“九叶派”诗歌经验积累的遥远回声，在情绪平衡、意识综合、感知智力和心神洞开上，既具诗意的幻想的广度又不乏言说有据的可信感。我之所以提出田原诗歌的“可信感”，而不用“真实性”这个概念，是考虑到现代性意义上的诗歌的“真实”，绝不全部是既在、了然、自明的，而是被写作和阅读合作“发明”出来的。真实，就其在现代诗歌话语上的本质含义而言，就是指“可信感”，而非“本事性”。它主要是说诗人神奇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现实经验的互补。无论是缺乏前者还是后者，诗歌的想象力度和可信感都要降格。 读田原的诗，使我想到目下诗歌界存在的某些问题，比如如何把握诗歌的想象力和可信感的平衡。广义地说，现代诗歌，就是指那种以想象力（幻想性）和人性复杂经验为中心的语言表现。但是具体到写作，诗歌的“想象力”或“幻想性”，可以主要针对创作发生学，和不同创造力形态之差异的探究，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论问题。因此，想象力是否“丰富”，并不能决定作品的价值，重要的还是想象力的质量的高下——能否在自由的想象中不输掉可信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