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在公众视野里的面目，就会发现一条走向很诡异的踪迹。在1990年代前期和中期，诗歌在公众视野里最引人瞩目的话题是由一系列的“诗人之死”引发的讨论，其基本语氛还算是悲剧。1990年代末，诗歌场域内部两个集团军之间的内战战火多多少少地烧到了公众视野之中，其现身的效果是情节剧式的。2000年以降，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公民（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公民）他对当代诗歌知道些什么，十有八九他都会告诉你诸如梨花教、脱裤子、签署公约之类的富有喜感的事件，可以说，最近这十年来中国当代诗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以恶搞剧的面目零零星星地嵌入到公众视野之中的。 从悲剧到情节剧再到恶搞剧的变化其实只是诗歌在公众视野中所呈现出来的两副面孔之中的一副（尽管这一副已经颇具“变脸”的意味），这是一副候补性质的次要面孔，另一副主要的面孔则是无相，没有任何面目，或者说是一副彻底不可见的面孔。近十年来，这副不可见的面孔基本上是个常态。和电影、当代艺术、音乐、小说等其他行当相比，近十年来诗歌至少从表面上看在公众空间里与当代中国最敏锐的问题意识交集越来越少，它甚至比一贯被视为小众之中的小众的小剧场话剧更不具备参与公众话题的可能性。尽管诗歌在公众视野中的常规性不可见在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但它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格局中所呈现出来那种刺眼的孤绝性还是颇为罕见的。 如果说偶发的搞笑剧和常规性不可见构成了公众视野中当代诗歌的外部轮廓的话，那么，一旦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诗歌这个行当的内部视角稍微考察一下近十年来的“诗歌生态”，就会惊讶于近十年来诗歌这个行当频繁而驳杂的内部活跃性与其越来越“微型化”的公众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诗歌出版物的种类比起上一个十年有增无减，以诗歌发布和交流的名义出现的网络论坛、博客多如牛毛，名目繁多的诗歌奖项令十年前关于中国诗歌缺乏奖掖建制的感喟变得无所适从，而以朗诵、讨论、旅游甚至干脆就是一顿饭局的面目大行其道的各种诗歌“活动”更是密集得令一些外来的观察者得出“从‘运动’到‘活动’”的描述。 有意思的是，尽管上述诗歌行当内部的活跃性举措有相当一部分是旨在有意识地改善诗歌在公众视野中常规性的不可见面目、增进诗歌在当代文化格局中的对话能力，但效果往往是：出版物流通的范围越来越小，网络论坛越来越呈现出比地域割据更加细碎的辖域化趋向，诗歌奖项引起的关注很难传递到该奖项所依托的群落之外，而诗歌活动大多数看起来更像是强化内部情谊、对“象征资本”的再分配进行确认和微调的小规模联欢。炙热的内部活跃性和冷漠的外部关注之间像是由某种导热性能极差的不良导体相连接，以至于那些来自诗歌这个行当之外的偶发式批评往往带着深切的不靠谱性，它们只能在诗歌行当内部引发激烈的防御性反馈而非良性的对话机制。 这种不良导体可以被指认为文化建制中失败的诗歌教育、文学和艺术的市场化进程所产生的离心力对诗歌的抛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在参与建构文化公共空间时缺乏应有的文化良知，等等。但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是：这种不良导体会不会是当代诗歌这个特殊场域的结构性特征？也就是说，会不会是因为当代诗歌场域自身在1970年代末以来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所固有的一些因素催化了令诗歌在当代文化格局中越来越显得孤绝的宿命？ 在当代中国的“诗歌共同体”三十年来的建构过程中，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整个诗歌场域日益稀缺的“象征资本”如何合理地配置给为数庞大的场域参与者的问题。不同于在1980年代之后诗歌已经被高度平常化、建制化的其他国家，中国依然是个有着难以祛除的“诗歌崇拜”的国度，这种“诗歌崇拜”在这三十年来的不同时期会以不同的变体出现，有的时候是文化英雄，有的时候是历史见证者，有的时候是道德反叛的先锋，有的时候是游戏现实的语言潮人，对于一个在2000年之后以商界成功人士的面目重返诗歌写作的人来说，深藏在其写作与交往诉求中的“诗歌崇拜”往往约等于从商人到“贤达名士”的华丽变身。诗歌本来就是各种艺术行当之中最为便携的一种，加上不断变幻的“诗歌崇拜”所起到的“招魂术”效应，投身于诗歌写作的人数一直蔚为壮观。然而，作为一个场域的中国当代诗歌无论是在1980年代还是在近十年来都未能提供相应的场域“占位”和“象征资本”供参与者分配。 在1980年代，在小说、当代艺术、电影等行当还未充分市场化之前，尽管诗歌场域所囤积的可兑换成文化英雄身份的“象征资本”在总量上并不输于其他场域，但其内部配置的艰难仍导致了比其他行当更为剧烈和频繁的结构性调整，这种紧张的内部动态结构使得诗歌场域的运转逻辑很难与其他场域进行对接。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近十年来，在其他行当相继扩容了可兑换为版税、拍卖所得、票房业绩等市场实际资本的场域“象征资本”的情况下，诗歌场域的“象征资本”总量却在急剧收缩，基于诗歌场域内部“占位”本身的焦虑要远远大于增进诗歌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象征资本”可流通性、促进诗歌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呼应更有文化共性的问题意识的冲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十年来诗歌场域中出现的局域性问题意识大多与代际、身份等场域“占位”的表层属性直接相关，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从商界“回归”的诗歌势力、海外汉学甚至谋求“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政经势力能够以小范围扩容场域内部“象征资本”的方式干预场域运转逻辑并进而导致“占位”和“象征资本”分配状况更加辖域化、更加破碎和吊诡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