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们对红火数年的“青春写作”给予何种评价，有一点共识却是逐渐形成了，即“青春写作”所体现的代际差异，“去意识形态化”，以及青年亚文化的特有风格，在中国大陆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毫无疑问，它不等同于历史上的青春写作，也逸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既有的创作格局，带有21世纪文学的某些新质。本文试对其与网络的互动关系加以探讨。 一、“青春写作”：80后90后的精神标记 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否定专制岁月的同时寻找中国人的新路，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大潮，又在否定某些传统精神的同时打开了中国人的感官，再过十年，跨进了21世纪，我们又要用什么样的字眼来描述中国人的状态呢？也许80后，乃至90后的精神状态是找到答案的一个途径吧。 在中国传统社会，青少年一般是没有发言权的，注重传统的国度，“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现实，人们看重的是老年人的经验和权威，按照美国著名学者玛格丽特·米格的“代沟”理论，我们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处于“前喻社会”，① 而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后喻社会”② 的现实，大概推迟了50年才在中国大陆出现。虽然民族、文化、国度不同，但历史却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或许人类社会进程就有相近的定数，定数即规律。“后喻社会”虽然已具雏形，但青少年一代仍然无处发言。由于某种文化在蓬勃生长，发言的欲望逐渐强烈，终于改压抑为宣泄，借两个宣泄口奔涌而出，一是“新概念作文”，一是网络，而两者均以“青春写作”为表达方式。也许，《萌芽》的文学策划者当年并无那么鲜明的文化预见力，但却在有意无意的某种“改变写作规则”的意图中，点中了命脉，开启了闸门。于是，与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疾速如风的网络相互呼应，“青春写作”蔚为大观。按照“有需求就有市场”的规律，反而观之，其实“青春写作”的基础，又恰恰正是被当今社会标之为“80后”与“90后”的一代。 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青少年读物链条的“断裂”与“链接”。断裂在传统作家文学生产的供应链，链接则完成于80后、90后自己的写手，80后生人书架文学读物目录的变换就是明证—— 从单纯明快承继父辈观念的《小朋友》、《少年文艺》，到试图进入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汪国真、席慕容的诗，琼瑶等海外言情小说，从郑渊洁的《童话大王》到秦文君的中学生系列，以及铁凝、曹文轩等“主流作家”的少年小说……而对中国2亿5千万少年儿童，这个庞大群体的需求量来说，中国作家对这一“年龄段”的创作不但力量薄弱，而且供应量极少。传统“供应链”的终结可能发生在1998年3月——网络上出现了台湾大学生蔡智恒（网名：痞子蔡）的长篇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连载。痞子蔡以平均两天一集的速度，从1998年3月22日到5月29日，费时两个月零8天在网络上完成长达34集的连载。海峡对岸，一位大学生个人的写作行为，为80后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启示，“第一次亲密接触”所具有的“轻舞飞扬”的风采，顿时折服了无数年轻的网民，迎合了他们青春的渴望，无数次的“亲密接触”由此发端。仿佛推开了一扇窗户，仿佛沟通了一条水渠，网络写作一发不可收拾。80后生人终于在中国网络中造就了一次关于“青春书写”的文学运动。③ 从1998年到2008年，在十年的光景中，无数年轻的网民在网络共同完成了“青春写作”的文学运动，视其为运动，也正是透视此种“青春的自我书写”背景所体现的两种“断裂”：新老两代价值观念延续上的某种断裂；原有社会文学系统提供“青春读书系列”供应链的断裂。于是青春写手因势而动，对接了青少年一代“精神断层”后的阅读期待，形成一种真正的“自我循环”：“自己写、写自己、自己读”。④ 除了阅读层面上的普遍认同，我们更看重某种精神上的呼应，青少年一代显示了将青春写手视作他们“代言人”，视作他们行使“话语权”的领袖，视作他们青春文化的偶像。80后对韩寒《三重门》的高度肯定，对其不上大学的人生选择普遍认同；对郭敬明《左手年华，右手倒影》中青春成长叙述的痴迷，对其所有作品“粉丝”般的无条件喜欢；对春树《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的青春叛逆，乃至处于边缘的另类生活的激赏；对张悦然等青春疼痛感觉的自恋式的珍爱……等等这些其实都在表明“青春叙述”成为他们——“我们这一群人”豪迈的宣言：仿佛在说，在不断地说，我就是我，我们就是我们，这世界无奈于我，更何况父母个人？青春的欲望成为“青春写作”的内在支持，而作品所表述的深层价值观就更带有80后的精神印记了。 二、网络：伴随青春期成长 假如说21世纪中国有什么事物发展的速度最快的话，我以为当首推网络。不少经济学家都反复说到“跨越式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网络在中国大概就属于“跨越式发展”。最新的互联网报告表明，除日、美、韩三国在网络普及率上遥遥领先位居三甲以外，中国已经位居世界第六，接近俄罗斯，直追巴西。回顾中国网络发展史，我获得了印象较深的概念，即“两个十年”，一个是技术的十年，从1994-2003年；一个是普及的十年，1999-2008年。前者属于技术，后者属于社会，因为网络随着电脑进入大城市的中国家庭大约在1999年，这也与世界“网络影响期”（1998-2002）大致吻合。 “两个十年”概念，与我对“80后”的研究有了直接启发，于是在80年代生人中有了“前80后”（1980-1984年出生），“后80后”（1985-1989年出生）的概念，除了社会学“五年一代”划分的影响，更为重要的一个参照标志在于1985年出生的人，在1999年恰好14岁，作为青春期开始接触电脑。确定“后80后”的理论依据还在于，一个人在青春期世界观未形成之时接触电脑，与世界观基本形成后接触电脑，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力以及导致不同的世界观。在此理念以及不同专家质疑“80后”的反思过程中，“网络一代”的概念渐渐清晰，即打破“十年一代”的零位对接模式，将网络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定位在1985-1994年出生的一代。就网络的普及与影响提供的媒介环境看，从网络传播生态的成熟与丰富程序上看，也许将这十年出生的一代人称为中国的“网络一代”会更加贴切与妥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