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降，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大众传媒与文学的关系，于是，报刊、杂志、书局、稿费等所建构起来的现代文学制度及其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但是，既有的研究在我看来并非是一种“完成时”的样态，这其中至少有两个问题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深入：一、大众传媒的普及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且也在新的层面上进一步“解放”了文学；但是，大众传媒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已有的研究大都局限于纸质的传媒，而机械电子传媒技术的日益廉价给予文学的影响就是一个未曾充分展开的话题。比如，电影的进入对现代话剧所生产的影响就是一个还需要纵深展开的课题。二、既有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叙事类的文学；当小说可以连载，当杂志可以聚合文学同仁的趣味而由此形成流派，当书局可以稿酬作为手段催生职业作家的诞生，等等，这无疑激活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但是，在这场文学权力的再分配中，诗歌有多大的获益？或者说，抒情话语在大众传媒的出现后是获得了新生还是受到了限制，抑或是在新生的同时又带来了更大的限制？这其实都还是有待进一步展开的颇有趣味的话题。也即是说，抒情话语生产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关系还是一个复杂而需要细致辨析的学术生长点。 一 较抒情诗而言，抒情话语是一个内涵更为丰富而外延更为广阔的概念，即使限定在文学性的抒情话语范围内，它除了涵盖已经纳入文学史正体的抒情诗以外，还应该包括现代诗学的话语体系既认同它同时又把它边缘化了的歌词。也即是说，现代诗歌应该是“书写—阅读”式的诗与“口传—视听”式的歌的双向展开。① 如果我们将“诗”与“歌”作为现代诗歌之整体来看待，情况或许就更复杂一些。 就狭义的诗歌而言，现代大众传媒的介入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商业化浪潮，从总体上弱化了其社会影响力，这是它与叙事文类在现代语境中的一个重大差异。沈从文早就发现了新诗的这种弱势处境： 新文学同商业发生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一件幸事，也可以说极其不幸。如从小说看看，二十年来作者特别多，成就也特别好，它的原因是文学彻底商品化后，作者能在“专业”情形下努力的结果。至于诗，在文学商品化意义下却碰了头。新诗标准一提高，新诗读者便较少。读者较少，它的发展受了影响。因之新诗集成为“赔钱货”，在出版业方面可算得最不受欢迎的书籍。② 换句话说，现代诗在依赖现代发表、出版市场的同时，又背离文学的市场化而追求纯诗化，这就造成了一种基本的历史矛盾与生存困境。在既有的诗歌史叙事中，关于诗歌的“纯文学”追求所逐渐形成的内在机制与大众传媒商业化目标的龃龉以及由此对诗歌创作所带来的影响就缺少应有的关注。 在传播方式的改变所导致的权力关系的重新“洗牌”中，歌词与诗歌相比，无疑是一个赢家。它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文化逻辑与大众传媒所建构的“场域”逻辑的应和——大众以及由此构成的文化空间都是两者青睐乃至赖以生存的土壤，或者说是它们的“衣食父母”，因此，两者的结合所带来的是心驰神往的“双赢”结果。这一局面首先生动地表现在二、三十年代之交以上海为发轫地的流行歌曲中，80年代以后这种征候则更加显著而持久——从收音机到密纹唱片，从电视到卡式磁带，从CD机到网络系统，现代歌词以歌曲的形式并借助几乎无所不在的大众传媒方式串街走巷，大行其道。当诗人在为诗集出版难而牢骚满腹的时候，③ 许多词作家的作品却炙手可热，它们不仅借助现代机械电子手段迅速传播甚至家喻户晓，而且也为词作家们赢得了丰厚的利润。这样比较并非一种价值判断，只是指出大众传媒与商业主义合谋给抒情文类内部带来的巨大振荡。 作为一种抒情文学样式，相对于现代诗歌而言，歌词的传播途径也是独特且多样的。尽管“朗诵”也是诗歌“直面相向”的传播方式之一，但其根本的传播途径依然如传统诗歌那样，是从纸质印刷到案头阅读。传播方式的单纯使诗歌在“生产—消费”中的变数较小。和诗歌的传播方式相反，纸质印刷—案头阅读只是歌词传播的一种补充方式，从根本上讲，“歌唱”（亦即“口传性”）才是其传播的最为普遍、也最为有效的途径。假如说诗歌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话，那么歌词固然也可以落实到文本，但其美感效应的达成，主要的却是借助于文本的“现场表演”——即便是兴之所至的独自吟唱的方式，也可以视作演唱者与欣赏者同为一人，只是其“表演”的强度相对较弱而已；而作为表演，“演员”与接受者是同时互动的，他们各自的年龄、素质、情绪、性别等等都会起着不同的作用；此外，现场的一些属于“语境”的因素——比如场地、光线、天气、时间等等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们共同合成了一个既稳定又流动的审美场域，其中某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其审美传达与接受效果的差异，有时甚至规定了“歌曲—歌词”审美潜能的走向。 不过，和传统歌曲那种抚琴而歌、击节而咏的单一方式相比，现代歌曲的审美扩散更趋于多元，在根本上这应该归于声音的复制技术与现代电子传播媒介的出现。录音对于音乐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它把音乐从“此时此地”之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大规模的批量生产。这对于歌曲（歌词）来讲，无异于是第二次解放。如果说“口传性”的歌词砸碎了诗歌因书写而带来的文字“枷锁”的话，那么，现代电子传媒则使这种解放后的“自由”变得唾手可得——和文字符号的庄重与高贵不同，歌曲借助于电影、电唱机、收音机、电视、CD、VCD、MP3等电子手段，拆除了文字符号与大众之间的无形栅栏，长驱直入地抵达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经纬和体验，发挥着一种温和但却有力的效力。对此，麦克卢汉敏锐地指出：“当一种媒介变成深刻体验的手段时，原有那些‘古典’和‘流行’、‘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范畴再也行不通……密纹唱片，高保真音响和立体声来临之后，深入参与音乐体验的态度也应运而生。人人都抛弃了不敢品尝精英文化的约束，态度严肃的人也抛弃了对通俗音乐和文化的厌恶……‘深入’意味着‘相互联系’，而不是‘相互分离’。”④ 可以认为，机械电子传媒在20世纪逐渐普及以后，越来越显示出其“巨无霸”的形象来，它改变世界的力量远远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力。在许多场合，它被同神灵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媒介不仅在改造我们的生活，媒介简直就是生活。有学者指出：“电子技术正在为多种传播媒介的联合提供前所未有的可能。这个事实不仅对于传统的音乐准则提出了挑战，同时，这个事实还改写了音乐与其他艺术类别的关系，改写了艺术进入社会循环的轨迹，改写了抒情作品——无论是在诗的意义上还是在音乐的意义上——的销售记录。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蔑视可能错过某些重要的文化动向。”⑤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大众传媒已经为我们缔造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抒情帝国。在这个隐形的国度里，伴随我们两千多年的“书写—阅读”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其共生共存的文学以及文学中的诗歌当然也就在劫难逃，⑥ 以至业内有人发出了惊人的警告：诗歌文体可能会消失。⑦ 从这些看似危言耸听的言说中我们可以见出某种端倪：对于“书写—阅读”式诗歌而言，大众传媒非但不是它的救世主，相反却是它的天敌，因为大众传媒从改变人们的阅读口味开始并可能最终发展到使人们远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