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成长”，英文为Growing-up，具有“生长而成熟”、“向成熟阶段发展”之意。在文学书写的诸多主题中，“成长”与“爱”等一样，不但常写弥新，且具经典性和永恒性。文学诸体不约而同对“成长”主题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但从文体优势、开掘深度、取得的成就来看，“小说”无疑最具叙说“成长”的资质。由是，小说家族中便诞生了一种被称之为“成长小说”的叙说样式。 “成长小说”是什么？作为词语，它源自德语Bildungsroman、Entwicklungsroman和Künstlerroman等，意为“塑造”、“修养”、“发展”和“成长”之意。作为文学概念，“成长小说”出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当时，“‘国家’、‘主体’的意义对德国而言是陌生的、外来的，德国要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创造’或‘成长’出这样的‘意义’，‘成长小说’无意中成为承担这一使命的象征物。……某种程度上这种类型的小说是为了象征民族国家的‘成长’”①。而艾布拉姆斯将“成长小说”定义为“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②，莫里茨的《安东·赖绥》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被视为“成长小说”的源头。而巴赫金认为“它塑造的是成长的人物形象。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建构，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③。尽管这些界定景观各异，究其实质，仍可发现大致相类的表述关键词——懵懂的年轻人、风雨之旅、长大成人等。而且，“成长小说”承载着明确的“教育”功能，甚至被称为“教育小说”。通过对相关理论、作品的研读，笔者在本论文中将“成长小说”定义为：是一种着力表现稚嫩的年轻主人公，历经各种挫折、磨难，得以顿悟，最终长大成人的心路历程的一种小说样式。其美学特征可概略如下：1.叙事主人公通常是十三至二十岁的不成熟的“年轻人”；2.叙说的事件具有一定的“亲历性”；3.大致遵循“天真→受挫→迷惘→顿悟→长大成人”的叙述结构；4.叙事主人公最终长大成人，主体生成。 作为一个不注重“个性成长”的民族，汉民族的成长史不啻为一部“自我放逐”的历史。不少社会学家认为，汉民族文化具有早熟性。因为较早形成了以儒家、道家思想为根本的伦理体系，汉民族便失落了人类童年时代的诸多本性。“大一统”的思维模式，抑制个性彰显共性的社会价值观，以“存天理，灭人欲”为轴心的集体意识，囚禁了几多自由和率真，扼杀了多少想象力和创新力。尤其是“游戏精神”的失落，使得汉民族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少年老成”或“未老先衰”之态，差不多与“血性”、“朝气”、“激情”等绝缘。“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克己复礼”等伦理体系，是不得不“洞明”、“练达”的沉重文章、学问和礼数。孩子甫一懂事，成人们便会迫不及待地教导他们修习各种成人的规矩、礼数。一部《二十四孝经》，桎梏了多少孩子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成长”这一具有文化隐喻性的主题不过是一个抽象代码，或者说是一种摈弃了“私人生活”的共同的文化想象。 由此，中国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疏离了“成长主题”。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的孩子们来说，生活在农耕文化氛围中的他们所面临的恶性成长生态，无疑是上述情状的真实写照。他们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童年”，此乃不争的事实。没有“童年”经验的成人们，自然不会想到把“童年”归还给自己的孩子，不可能把自己的孩子当“孩子”看，仍旧同祖辈父辈一样把孩子当做“非人”或“缩小的成人”④。不管是在体力还是心智能力方面，皆要求他们一步跨入成人之门，或一夜之间就长大成人。十三岁，便是他们成年的界标。苛责他们想成人之所想，像成人一样说话做事，甚至担当“齐家治国”的重大使命。因此，他们的“成长”被无情缩略，甚至被残酷地放逐。从《诗经》起，中国文学作品中就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经典少年形象。然而，这些少年形象大多不过是成人的翻版。不管是生存智慧还是卓著武功，皆与成人难分伯仲。比如，《世说新语》中“除蛟杀虎”少年周处，以及王维诗作《少年行》中的那位“虏骑千重只似无”的少年将军等。可见，本体意义的“成长”仍旧游离于成长主题之外。不过，这种尴尬情状在《红楼梦》问世之后得到了改观。笔者斗胆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典型的具有“成长小说”范型的成长小说。小说为一群生活在中国古代贵族家族的青少年男女谱写了一曲曲成长的青春挽歌，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从此种意义上说，《红楼梦》乃中国小说关怀“成长主题”的先驱。遗憾的是，随后的中国小说家并没有承接曹雪芹的圭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