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4－0117－07 ［收稿日期］2009－02－18 1936年秋，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中共理论家在思想文化界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化，更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迅速普及，尤其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场“新启蒙运动”，实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极大之事。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对此只字未提。在“新启蒙运动”中被“启蒙”，从而选择了共产党的李慎之，在晚年论及这场“新启蒙运动”时说：“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理由可能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也从来没有成为什么‘路线斗争’的议题。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1]于此可见，“新启蒙运动”很值得我们今天重新翻检出来，并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再评价。 一、“新启蒙运动”的真意及其话语策略 1935年8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八一宣言》，呼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发了“一二·九”等一系列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的陈伯达在1936年9月出版的《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上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由此拉开了“新启蒙运动”的序幕。这篇文章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出了“新哲学者”既有工作的不足，即没有很好地利用已夺取的阵地：“我们新哲学者应该实行自己批判。中国新哲学者虽则已占住了自己坚固的阵地，却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阵地，尽自己应尽的任务。”而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般地缺乏了有系统的批判”；二是“关于哲学的写作中，也还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这样子，新哲学就容易变成空谈”。既然“新哲学者”存在这样的不足，那么如何才能“补偏救弊”呢？这就有了文章的第二层意思：“新启蒙运动”。陈伯达写道：“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斗争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新哲学者一方面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的争斗，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阐释；另一方面则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在抗敌反礼教反独断反迷信的争斗中，以自己的正确理论为中心，而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进行大联合阵线。”在这里，陈伯达已把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和实现目的之手段都说出来了。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在中国普及“新哲学”，让“新哲学”更好地为中共的现实政治服务。至于手段，文章的标题已说得很清楚，就是在“国防动员”的旗号下，以“启蒙”的方式，把“新哲学”灌输到尽可能多的人的头脑中去。 紧接着，陈伯达又在1936年10月1日出版的《新世纪》第1卷第2期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一文，开始明确地把“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次新文化运动，而“新启蒙运动”则是“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不仅是对第一次的继承，更是对第一次的“超越”，是对第一次所具有的“局限”的“克服”，是更高一级的“启蒙”。从1936年秋到1937年，陈伯达还发表了长文《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思想无罪——我们要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和“争取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读书月报》1937年第3号）等文章。首先撰文响应陈伯达的是艾思奇。他在1936年10月出版的《生活》星期刊第1卷上，发表了《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在1937年3月5日出版的《文化食粮》创刊号上发表了《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此后还发表了《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国民周刊》1937年6月第8期）、《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等文章。此外，何干之发表了《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国民周刊》1937年7月第1卷第13期）。张申府、沈于田等许多人也撰文参与了讨论。柳湜还推出了一本小册子《国难与文化》（黑白丛书社1937年3月），对“中国文化运动往何处去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答复”。1937年5月出版的《读书月报》创刊号发表了何干之、吴清友等撰写的《“新启蒙运动”座谈》一文，指出：“近来我国文化界有人提出了一个‘新启蒙运动’的口号，接着也有人著文响应这个口号，从而这个运动便在无形中形成了，为究明这个运动的本质起见，本刊曾于最近召请了几位文化人，举行了一次新启蒙运动座谈”。文章从五个方面对座谈作了综述。在《读书月报》1937年第2号发表的署名“自非”的《新启蒙运动在北平》一文开篇说： 旧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十八年前北京的五四学生运动为导火线，而掀起的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同样的，我们新启蒙运动的爆发，也可说是以“一二·九”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为契机的，这好像是历史的偶然，但旧的和新的两个启蒙运动，恰好都发生在北平。其实我们如果从封建的帝都北京，和被敌人蹂躏的国防前线的北平，这两个不同的背景去考察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对象，即刻会发现两个启蒙运动同样发生在北京或北平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