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08）06-0016-06 一 《亦报》创刊于1949年7月25日，终于1952年11月20日，历时三年多。社长龚之方，总编辑唐大郎，两位担纲人物都是1940年代上海滩小报界的弄潮好手。龚之方曾任沪上演剧界市场策划，大凡由他宣传推广的剧目，总是场场爆棚，故人称“龚满堂”。虽然是一个以文化产业获利的出版商，但却与那些见利忘义的生意人截然不同。深厚宽广的文化情怀，豪侠重义的绿林人格，正直善良的文人赋性，又为他赢得了“有所谓‘文化的良心’”之美誉[1]。唐大郎原是一个职业小报记者，下笔如神，立马可待，有“小报神童”、“江南一支笔”之称。 在近代中国报刊史、新闻出版史乃至文化思想史上，《亦报》的存在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从创刊到终刊的三年多，《亦报》恰好处在20世纪中国的一个“拐点”，是中国共产党经过近30年艰苦卓绝斗争终于取得全面胜利，建立新政的伟大时期。这一时期，又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出版等各方面都在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巨大历史变革的特殊时期。 《亦报》由私人投资，是上海解放初，在特殊历史阶段经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军管会特准创办的一份民营小报，其最重要的支持和保护者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本报的采编、出版、发行与党办、官办的各大报纸有很大不同，作者、编者大都是职业小报记者和智识劳动者，如周作人、张爱玲、张资平、卢冀野、齐甘、凤三、柳絮、范定、勤孟等等。其次，解放初期，各大报纸极少编发杂感、随笔、小品和主观抒情性强的散文，本报却有两个版面以登载个人化特征鲜明的散文为主，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有人称其为“《语丝》、《论语》、《宇宙风》、《太白》这些当年有名的小品文刊物的缩影”[2]。那些作品，主题、题材和文风都别开生面、独具个性，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无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新闻、出版经过接管、改造、整顿，全国各地所有主流文字媒体仿佛都成了《人民日报》的副本或是在此基础上稍加改换的地方版，各自的面影模糊不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多元化渐次为整一化取代，公共性逐步为工具性置换，在这样的情势下，这份持续三年多，唯一坚持公共性、大众性和文学性并重的小报，其特殊意义已经不言而喻。 旧的将去未去，新的方生未生的易代之际，世相百态、人生情状往往呈现出最开放、最本真的状态。激扬迸飞、光耀寰宇的诗章，我们早已领略过无数，诸如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等等，读者大都可以信手拈来。那一篇篇豪迈自信、激情喷涌的华彩乐章，溢满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走进新时代”之时浪漫乐观、意气风发的昂扬气概。这种如癫似狂、喜不自禁的热烈场景，在当时任何一种文字媒体和出版、印刷物中随时随处可见。 倘使历史的记录都是这么纯净单调、整齐划一，那么，后人追溯这段历史的热情将会衰减许多。可喜的是，《亦报》秉承上海小报传统，忠于事实，长于细碎琐屑、街巷里弄的日常生活报道，为后世读者复现上海解放初期的历史场景，提供了极其丰富难得的历史元素。这些精彩、生动的珍贵记录，与主流叙事大异其趣，无疑是伟大历史进程中宏大叙事之外的“另类”书写。在这一热闹场景中，破坏与维护，颠覆和建构，总是充满着巨大的张力，构成紧张、抗衡、对峙的关系，并从各自需要出发寻求有效的生长发展空间。 因而，解读《亦报》犹如掀开朦胧历史面纱的另一角落，可以获得既有历史叙述中不曾有过的鲜活感受，填补上海市民生活史的某些空白。 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从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成为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就十分明确地指出：“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打成一片，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3]，当然也是一个十分艰苦的磨砺和锤炼的过程，任何一个从“民国”走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都得经受锻炼、改造和洗礼，才能完成由“旧物”到“新人”的历史性转变。更早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一次讲演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即区分一个知识分子“进步”或者“落后”，“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标准只能有一条，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够很好地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诚心诚意地为广大工农服务。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做到了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在吃喝穿住、生产劳动等事事处处、方方面面都与工农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同步性，那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了，否则，不管口头上说得多么漂亮、何等动听，都不能算作一个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4,5]。毛泽东所建立的评判知识分子进步或革命与否的这一标准，在延安整风时期，被得到认真实施、贯彻，通过教化与强制等各种不同形式和手段，逐步为知识者所接受和认同。 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本来是以组织手段和现实需要，外在于智力劳动者的他律，经由不断的学习与改造，后来已经内化为知识者的自律。也即是说，经过延安整风之后，知识分子工农化，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同质化的“革命要求”，在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中已完成了道德化和伦理化的转化。 延安时期柯仲平的现身说法具有代表性。1944年，柯在延安向来自重庆的新闻记者介绍说：“在乡农家里吃馍馍，即使给苍蝇叮过了的，也不可剥皮；和乡农一起睡觉，即使生了虱子，也不可埋怨”[6]97，初到延安或延安以外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想要若无其事地坦然接受这样的事实，而不在心中生出半点芥蒂，只怕难以想象！赵超构曾记录下他访问延安时的一次经历。有一天，他应邀走进一家名为“醉仙楼”的饭馆，只见“停留在菜刀上的苍蝇，多到好像铺上层黑布”，置身其中，“饭菜的好坏且不必说”了，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恐怕是更深刻地理解、认识了工农的饭菜和苍蝇如影随形的关系。[6]135在另一方面说，延安饭馆吃请的“见识”也让这位来自国统区的名记者大开眼界，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明确意识到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工农打成一片的“革命理论”之确切含义，并有了刻骨铭心的切身体会和独到而深入的理解。不然，只怕他写不出如此精辟的结论：“苍蝇和虱子是乡农的好朋友，每一个学习的人也就得有勇气和它们成为朋友”[6]97。爱朋友的同时，也把朋友的朋友当作自己的朋友，不正是人情之常吗？赵超构的解读，与后来历史进程中发生的种种事实，简直就是天作之合。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切切实实进行自我改造，按什么标准进行，怎样才算达到应有的要求呢？据他观察和分析，就是“当一个知识分子向群众学习，到了农民看不出他一点知识分子的气味，而认他为自己人时，那么这个知识分子就可以成为合格的干部了。他伏在群众里，顺从群众的心理，用群众的语言，而散布着他们所需要的政策”[6]97。只有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才算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