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6－0102－06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写作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也超过干部之上，② 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不外一是文学历史的阶段性的呈现，一是文学类型的历史表现这两种基本模式，前者强调文学中的历史性，后者则重视历史中的文学性。通常在讨论文学史时，还有史家和阅读者两个层面的文学史话题，形成了文学史专著和文学史教科书两种主要类型，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问题：是个人治史还是集体编撰历史，文学史是表达个人化的精神心灵还是表现文学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百余年来，前半段相对侧重文学史自身写作，后半段多于文学史自身问题的讨论。后者主要表现在20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理论探讨上。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今天大家这么关注文学史写作的问题。我们现在探讨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多元共生或曰价值标准多重性可能就是很典型的。这种现象也属正常。文学史百年的写作经验到了需要认真总结和思考的时候了，而且也具备了反省文学史写作在理论与实践上相结合的条件。研读范伯群先生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结合自己文学史研究的体会，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一部文学史的真正价值，首要的是史家的主体意识应由心而发，去感应生活和时代，打捞和触摸文学的历史。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是由史家心的感悟和理解完成转换的，从而形成有特色、有个性、有读者的文学史。 一 史家心态即文学史作者的心灵状态，但是心往往源于境、受动于境。人的生存环境决定人的所思、所言、所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只是孤立的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习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并没有人注意每个时代中的文学史家身与心。甚至文学史家也更看重社会和时代对自己的要求。就以建国后（现当代）有影响的文学史家为例，王瑶、唐弢、张毕来、刘绶松等老一辈文学史家的写作基本都是服务于新中国建设初期高等教育的需要，受教育部的行政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或“系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③ 作为写作者“也并非自己觉得很胜任，只是因为工作分配关系，必须把它当作任务完成的”。④ 王瑶等先生最初编撰文学史的“任务”意识，是与建国初期社会文化整体环境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决定了“新文学”的命名、文学史的内容和形式。一个明显的例证是，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其文学史分期和纲目俨然成为一部《新民主主义论》的文学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同样，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情境，且不说80年代初期因高校教学需求导致一大批“拨乱反正”的文学史应运而生，就是至今仍然在产生影响的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反映着著者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作者们在“后记”的开篇直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正酝酿着突破。为了突破，不仅需要在学科前沿阵地进行新的探索，而且要求及时地把有的成果用文学史教材的形式肯定下来，普及到广大初学者中间，同时作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⑤ 固然，从社会政治任务到学科建设使命让文学史撰写的出发点有了巨大的转变，在“使命”中多少有了史家一定的身与心主体意识的驱动，文学史写作在向着她自身的世界走近；但从中还是可以感受到太重的外部因素影响着史家焦虑的心，写史并不超然和平静。这种状态从上世纪90年代末洪子诚、陈思和两人同期同名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可以进一步感受到变化。洪子诚说：因为发现了70年代末他参与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有“许多缺陷，许多需要修正之处”，所以“重新修订编写，就提到了日程”。⑥ 陈思和说：他编写的这本文学史是“大学初级教材”，“只是一部给文学爱好者、大专院校中文系学生阅读的书，所以努力写得简洁好读……”⑦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作为大学教授迫切要编写适合学生需要的文学史和尽快修订旧的不适用的教科书，因而较少先前的社会历史使命感，更多表现出高度自觉的“岗位”意识。需要指出的是，从“使命”意识到“岗位”意识依然反映着史家的焦虑，不同的是从社会使命到定位于大学教师的责任，史家开始重视自己的岗位身份。而从服务于普泛性统一社会需求到身份的认同，正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正是文学史外部环境的要求在逐渐减弱，身份认同才使得史家主体意识能够逐渐强烈起来，准确定位的身份也才使得他们的心态更加平和起来，他们撰写的文学史也就越来越看重自己的特色。 当文学史写作走到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再来看范先生的这部鸿篇巨制的文学史，并回顾他前后20余年为完成此项工程而进行的扎实工作，不难发现它已经填补了传统现代文学史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范先生治文学史的意识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1980年代初期领衔国家重点项目，并以此为特色申报博士点，先期出版系列资料编选、作品大系成果，以及主编130万字《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⑧ 巨制的问世等，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获得了各种高层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奖项。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版本新文学史不约而同地增加“通俗文学”章节，这就足以证明范先生的存在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这部范先生20余年执著从事的史著，其价值和意义还远不在于文学史给了通俗文学的“正名”、“一个说法”、“找回那一半”等等现有评述，而是作者完成了与前面文学史编写者相同经历体验过程，相同身与心的变化调整过程。他有过从“任务”、“使命”到“岗位”意识的工作姿态和写史经验，现在进入了从教授岗位退休的新角色认同。“我退休后没有别的什么能赖，但我成了‘时间富裕户’——‘光阴大款’，‘时间就是本钱’，我可以将‘本钱’投到精耕细作的二期工程（指《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作者注）中去。”⑨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以尊重时间，尊重生命为前提的文化人，一个有着明确学术理念和丰厚知识积累的学者。他不在乎外界说什么，也不受限于岗位对于他的规约和定量，产生了可以在时间和知识的海洋中自由探索的真正的学者心态。这是社会的安定和谐与自身的安静平定营造了读书写作，毫无功利的治史氛围。正因如此，这部通俗文学史的成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文学史著作内容的尝试形式的改变，而是在文学史书写中由于作者身与心的姿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自由学术空间，给我们提供了多有启发的文学史写作新思考、新方法、新经验。 二 历史是每个人心目中的历史。当然，当史家成为社会关系中的史家时，其立场和心态也会发生变化。我们没有必要苛求不同境遇下史家历史观的不同，每个史家都可以选择自己理解历史的路径。至今，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留下了太多的话题和遗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史家背负了沉重的历史负担，需要文学史承担的角色大大超出了文学史本身。在“任务、使命、岗位”意识下，王瑶、钱理群、洪子诚、陈思和等史家努力完成了富有个性和特色的文学史，还一直能够被读者不断谈起已经是不容易了。从范先生的文学史写作实践和他对文学史理论的思考来看，一方面由于他本人经历过与上述史家相同的文学史写作过程，不乏对过去经验的吸收；一方面又相对比较早地转换了角色，无岗位压力（退休），使得他有富裕的时间更有不受任何干扰的空间，去反思他走过的学术之路，清理他积累的丰厚史料，理解他心目中的通俗文学的历史。“要自己独立写出一部晚清民国通俗文学史来，我过去主编过通俗文学史，但主编与自撰是不同的。”⑩ 范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总结出这种不同是什么，但是这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简称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下同）却已经说明了一切。从范先生作为自由学者的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这部通俗文学史努力在找寻自己描述文学变迁的方式，我们是否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方面：
